此两方面原因，袁世凯便有了剷除南方党人势力之计划，推倒民治，恢復帝
制之野心，狙杀钝初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五国借款，便是第二步，
往后，还有更狠毒更嚣张的第三步、第四步? .看起来，我们南方革命党人
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孙中山说罢，看看在座各位，催促道：“诸位，有何
见解，请发表吧！”黄兴道：“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
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捕获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
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语气平缓而坚定地说：“不不，依我之见，对袁世凯是
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宋案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
发，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后悔终嗟无及。”黄兴迟疑了一下，不
紧不慢地说道：“我也曾闪过一念，想趁党人和国民无不激愤之时，兴师问
罪，兴兵讨伐。可是，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
练之中，势薄力单，实在难以与北洋六镇作战。民国既已成立，法律并不是
没有效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孙中山情绪
有点激动地说：“袁世凯两面三刀，阴险狡诈，豺狼之性终不可移，杀害钝
初，又要私借外债，以一己之私为天下之公，此逆迹已彰。本党一方面应利
用当前国人之义愤，外联日本，以孤袁贼之势；另一方面，应立即动员南方
五省宣布独立，起兵北上讨袁，先发制人，方可取胜。错过目前之时机，后
果将难以预料，我打算近日再次东渡日本，联络日方军政界朋友，以期得到
日本的援助。日本与我国乃一衣带水之近邻，日若助我，我则胜；日若助袁，
袁则胜。所以，对日方的力量应积极争取，切不可等閒视之。”黄兴的情绪
也有点急躁，道：“恕我直言，若用武力倒袁，一来难以得到国人谅解，二
来袁世凯正可以此为藉口，向欧美乞怜求助，其结局更是不堪设想。如今真
理在握，罪犯在押，铁证如山，我仍主张法律惩袁，逼袁下台。”孙中山道：
“在今日之中国，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是动不了他的一根汗
毛的。
历史，我没有看准，可还是有人看准了，去年柳亚子君在报上撰文写
道：‘孙退袁兴，旧势力完全存在，革命实在太不彻底，且卧榻之旁，任人
鼾睡，必无佳果。’说得好，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黄兴又提出：“以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省事免牺牲。”孙中山一向不赞成
暗杀，亦不认为能用法律解决问题。道：“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
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孙、黄二人争持甚烈。
4 月中下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安徽都督柏
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及广东、湖南省代表周震鳞、覃鎏钦参加了会议。会
上李、柏两人皆主战，柏文蔚表示：“愿首在皖发难。”孙中山、黄兴仍争论
不决，结果采纳黄兴建议：分电广东、湖南两省，征求胡汉民、谭延闿意见，
再行决定。电报发出后，旋得復电，皆主张法律解决。
因此，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制定出兵
讨袁的计划。
孙中山又提出联日计划，拟再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持，黄兴以中国内
务不便乞外援相劝阻。
孙、黄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相持不下。孙中山一面派人赴各省
联络军人，一面派陈其美、戴天仇与黄兴辩论，往往争论激烈，不欢而散。
在国民党内，也就形成了主张武力解决和主张法律解决的两种不同意
见。大体说来，原来的激进派都主张武力解决，原来的稳健派多主张法律解
决。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也多主张法律解决。在国民党掌握的各省中，江西、
安徽两省倾向于儘快出兵，湖南因立宪派谭延闿做都督，广东由于胡汉民和
陈炯明内部争权，矛盾重重，都主张先争取法律解决，福建都督孙道仁则患
得患失举旗不定。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南京各军中，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上
层则多取观望态度。
国民党内部儘管存在分歧意见，一时做不出全党统一的决策，但在揭
露和谴责袁世凯罪行方面，态度是一致的。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掌握的
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导宋被刺的经过和各地的强烈反映，对袁世凯、赵秉
钧表示强烈的声讨。
4 月13 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追悼会在
上午10 时开始，由居正主持，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徐血儿报告宋教仁的
生平，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出席追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