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刻意的酝酿，只是一种角色扮演的社会需求。
她曾吃惊于母亲在谈判中的声音时何等冷静而紧绷，而如果在另一个马尔科姆精心设计的场合里，俞庆殊也能像个小姑娘那样咯咯地发笑。
当她面对詹妮娅时又成了第三个人。
这三种声音听起来简直不像是从同一张嘴里发出来的。
当然，不只是她的母亲，她所能观察到的每个人都差不多。
而她那有着庞大家产的异国老哥，是她所知道的最严重的撒谎者。
成年人在社交往来中做出的判断有时会错谬至不可思议的程度。
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固定的观察和解释模式，因此很难再去模拟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模式。
很早以前，詹妮娅知道她的老哥正站在悬崖边缘。
一种危险的、具有毁灭性的沉重情绪在折磨着他，促使他在午夜时分独自徘徊于客厅和前院。
有许多晚上她从梦里惊醒，察觉了自己房门外正发生的事。
但是那时她已然明白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她便静静地躺在被窝里屏息等待。
她到底在等什么呢？或许当时她还不清楚，但十六岁的詹妮娅已经完全洞悉了那个答案：她是在等信号。
最终时刻到来的信号。
或许那是把手枪保险拉开的声音。
或许是椅子被踢倒的声音。
还有一种可能性最叫她担心：药瓶盖打开的声音太轻了，她可能会错过去。
当那个时刻到来时，当然她会冲出去。
她会像猎豹那样从床上一跃而起，直奔客厅和后院。
她会把他抓个现形，让他无可否认。
然后她会让俞庆殊去给他找个心理医生看病，而不是让这对母子年复一年地兜圈子。
那整个就是活见鬼。
她妈妈总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不，那是完全说不通的，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
作为一个律师，或许俞庆殊对证据的看重远远超过直觉，多年来她以职业性的耐心试探着自己的儿子，像在试探自己的委托人是否向她隐瞒了重大事实。
可是她老哥也是个了不起的骗子。
他几乎掩饰得天衣无缝。
俞庆殊没有把握，至于另外一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