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八月八日，星期三（亨利三十一岁）
亨利：我和马特在特殊藏品室的书架间捉迷藏。他找我，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给纽贝雷图书馆理事会以及它的妇女书法俱乐部的成员讲解书法艺术了；我躲他，是想趁他还没有找到我之前把衣服穿上。
“亨利，快点，他们都等着呢！”马特在美国早期印刷品区附近喊我，我则在法国二十世纪艺术家的生活这一侧慌忙地套裤子。“再等一会，我在找一样东西。”我嚷着，暗自心想今后一定要学会变位发声术，以便应付这样的状况。马特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你知道康那利夫人家的猫快要生了吗？别找了，我们走吧——”他把头伸到我这一排，我刚好在扣衬衫纽扣，“你这是在干吗？”
“你说什么？”
“你又在书架之间裸奔了，是吧？”
“嗯，也许吧。”
“主啊！亨利，把那辆推车给我。”马特一把拉过装满书的推车，朝阅览室的方向走去。沉重的金属门开了又关，我穿上鞋袜，打好领带，掸落西服上的灰尘，也跟进了阅览室。阅览室里的大桌子已被一群中年阔太太围满了，我和马特各坐一头，彼此面对面。我开始介绍天才鲁道夫·科赫 237 发明的各种书写字体，马特则铺开毛毯，打开文件夹，不停地插说些科赫的奇闻轶事，最后他的表情证实这次他不再找我算账了。心情愉快的太太们一个个悠闲地出门吃午餐去了。马特和我围着桌子，把书收进盒子，一一放到推车上。
“真抱歉，我迟到了。”我说。
“要不是你表现出色，”马特回答说，“我们现在就会把你揉成皮革，重新装订到《裸体文化宣言》里去。”
“根本就没那本书。”
“打赌？”
“不。”我们把车推回书架区，再把那些文件夹和书重新归位。然后，我请马特去泰国情郎吃午饭。一切即使不被遗忘，也都被原谅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一日，星期四（亨利三十一岁）
亨利：纽贝雷图书馆里有座让我畏惧的楼梯，位于过道的最东边，一连四层都是。楼梯把阅览室和书库隔开，它本身并不宏伟，也没有主楼梯那样的大理石台阶和雕花栏杆。它没有窗户，只有些荧光灯、煤渣空心砖墙和一道道贴了黄色防滑条的水泥台阶，通向每层过道的金属门上也没有玻璃窗口，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让我害怕，我不喜欢它的原因是那“笼子”一样的结构。
“笼子”在楼梯的正中，四层楼那么高，乍看像是供升降机运行的空洞，可是那里从来没有什么升降机。纽贝雷里没有人知道这个“笼子”有什么用，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安在那儿，我猜，可能是为了防止有人从那里跳楼，以免摔成缺胳膊断腿的残尸。“笼子”是钢材料的，现在却被漆成了浅褐色。
记得我第一天来纽贝雷上班，凯瑟琳带我看遍了图书馆的每个角落。她自豪地向我介绍书库、手工书艺馆、东边马特常溜去练歌的空关房、基金会董事那狗窝一样的阅览室、职工阅览室，还有员工餐厅。我们回馆藏图书室的路上，凯瑟琳打开了那扇通往楼梯的门，那一刻我便感到了恐慌。我瞥了一眼“笼子”十字交错的钢丝，就像匹受惊的、无法继续走动的马。
“那是什么？”我问凯瑟琳。
“噢，那是‘笼子’。”她漫不经心地回答我。
“里面有电梯吗？”
“没有，只是一个空笼子。我也不知道那有什么用。”
“噢，”我走上前去，往里张望，“有没有门可以下去？”
“没有，你进不去的。”
“噢。”我们走上楼梯，继续参观。
从此以后，我一直避免走那道楼梯，也尽量不去想这座“笼子”，我不想因此小题大做，惶惶不安。可如果真的落到里面，我就没办法出来了。
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星期五（亨利三十一岁）
亨利：我终于在纽贝雷四楼的员工男厕所里现身了。我这一去就是好几天，滞留在一九七三年印第安纳州的乡村里，饥肠辘辘，胡子拉碴的。更糟糕的是，我的眼睛被打得青紫不消，更找不到自己的衣服。我起身，把自己反锁进一个小间里，坐下思考。就在我苦思冥想时，有人进来了，他拉开拉链，对准小便池“哗哗”地尿起来，他撒完尿，拉上拉链，又多待了一秒，而此时此刻，我实在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谁在里面？”罗伯托问。我静静地坐着。从门的空隙处，我看到罗伯托慢慢弯下腰来，透过隔间的门板看着我的脚。
“亨利？”他说，“我让马特把你的衣服送过来。请你穿上衣服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怯生生地走进罗伯托的办公室，在他桌子对面坐下。他正在接电话，我乘机瞥了一眼他的日程表，是星期五，桌子上的钟显示为2：17。我这次离开了二十二个小时多一点。罗伯托把听筒轻轻搁到电话机上，转过身来看我。“关上门。”他说。这只是个形式，我们办公室的四壁其实都是些不到屋顶的隔板而已。不过，我还是照他说的做了。
罗伯托·卡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