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手》（The Cather in the Rye）的风味，“我”拿着行李，逃课逃家，前往中影文化城，准备去参观他很久以前就想去逛的蜡像馆。“我”从驾驶座前方的后照镜看见自己的笑容。“我”笑得很自然，很诚恳（这笑容──作者在前后两段中重复书写了两次──)，可是主人翁接着透露：“因为错过了开放参观的日期，所以没能进去。”他只能“从一堵白墙上的石窗格望过去，只隐约看到一些角落里的人物，还有盆景、假山、鸟笼等等全都纹风不动，红色的夕照从窗格弥漫进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糅合在一起。我注视了许久，直到它们熔化成一团火焰，不留一丝灰痕……”
错过了开放时间，显然来自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都柏林人》（Dubliners）里的短篇《阿拉伯商展》（Araby）的结局，阿拉伯裔的都柏林小男孩每每被心仪的女孩建议，应该去看那商展，小男孩错过了开放时间，却在紧闭的商展茶色玻璃门上忽然“看见”了自己的肤色。乔伊斯的暗喻极为隐晦，而袁哲生的暗喻则更加沉埋；我只能说：他不被看见的自我，似乎也和他想要、却无法看见的对象一同化为生之灰烬了。
然而这可能只是一个理解的开端。
写于1995年、令哲生声誉鹊起的《送行》叙述了一家两代三口（一个即将出海的厨工，和他因逃兵被捕的长子，以及不得已而得寄宿在港市中学里的次子）在一列上行火车上无言而苍凉的送行。
看来和大部分哲生的小说十分类似，这个短篇仍然压缩了情节的开展，我们看不到一般习见的因果叙事，佛斯特那著名的“国王死了，于是王后伤心而死”铁律似乎失效。读者甚至会讶异：那个身为青少年的次子，在一夜之间经历两个至亲的亘远分离，为什么会那样冷淡、甚至那样冷酷地只顾着买棒球手套、辗转打听暗恋的女童、买热狗大亨堡以及逗弄陌生的儿童。而且，这些事为什么看来和送行无关？
倘若将发表于三年后的短篇《父亲的轮廓》比附而观，《送行》的轮廓也许会更清晰一些。《父亲的轮廓》只有三千多字，给人一种非小说的压迫感。从模拟写真的叙事语气来推敲，显然哲生希望他的读者将此作视为作者亲身的遭遇。一个腼腆、和善的父亲可能是世上唯一察觉儿子有自杀之念的人，他所能做的，也只有在儿子备受压力或斥责之后来到他正在假寐的房间，拉开椅子坐一会儿，留下一点零用钱，以及不时会出现错字的勉励之语。
拙于言辞的温柔父亲终于还是离家出走了─比起《寂寞的游戏》中的“我”要严重得多，这位逃家的父亲由于得到了一大笔遗产而出走、而沦落、而死于不知道是否出于蓄意的车祸。这个看似非常戏剧性也不免庸俗的事件所导出的小说结尾，却翻新了现代主义作手经常卖弄的神悟手段：
突然有一个晚上，当母亲走进来的那一刻，我从床上坐起来，叫唤了一声：“妈！”我听到母亲立在门边的黑影渐渐发出沉重的呼吸，过了不知道多久的时间，母亲的轮廓开始颤动、啜泣起来。我对自己突如其来的举动感到十分后悔，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终于到来的时刻。
母亲仿佛一个做错事的小孩那样，将门重新掩上、离去。我的眼前又恢复成一片黑暗。我坐在床沿，紧握双拳，心中又重新燃起了一股想死的念头。
叙事者兼角色并未因故事的展开而获得启悟，他只是重新陷入原始的困境。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处境是最深刻的悲哀。由此也可以看出：由《秀才的手表》《天顶的父》《时计鬼》三篇所构成的“烧水沟系列”（如果本来有此一书名的话）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不可能完成的原因也很明显：哲生已经写成的三篇也都没有展开任何系列作所应该展开的内在意义。他试着运用一个虚构的台湾农村边缘人物所渲染出来的现实主义描述手段，煅接上以闹剧情节（或动作）所形成的滑稽突梯的超现实风味，再混合上妖魅鬼怪的佐料，让一群乡村少年和他们困守穷乡的祖父母上演着一幕又一幕送往迎来的死亡和离别。
叙事者兼主人翁的父亲（外省仔）和母亲始终没有出现在现实的情节之中，“我”、“我”的外公黄水木、阿妈（外婆）、邻居火炎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武雄和武男、算命仙仔阿伯公、老师、牧师、以及分别在不同篇章里扮演单篇主角的秀才、空茂央仔以及名字谐音“有死人”的神秘同学吴西郎……他们之间缺乏内在的、有机的联系，非常接近电视连续剧（尤其是喜剧）中常见的“个性／情境”双重设定─质言之：就是将角色与环境在通俗社会的规范或风俗、习惯价值体系里稳固下来之后，让情节追随个别人物之间相互冲突的意志而展开。在通俗剧里，这一套作法可能是市场安全的保障，因为剧情既不可能违逆观众对于角色的预期，也不可能挑战观众的基本价值观。
哲生看似对于这个类型的书写有一些期待，他试着从《送行》《寂寞的游戏》《父亲的轮廓》《密封的罐子》那种拔除情节、剪断因果的风格手段中脱出。倘若大胆假设他有什么仿习的对象的话，我会想到李永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