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五十块钱。一张卡片上有八九场赛马，其中一半是没人注意的小赛局，只要某人开口，就可以作弊安排胜负。骑师赢一场比赛的方法只有一种，输的方法却有二十种，只要骑师在行，虽然每隔八根柱子就有一名总管守着，却一点儿办法都没有。这是合法的赌博，老兄，干净又正直的事业，州政府批准的。所以是正当的，对不对？在我看来却不见得。因为那是赌博，会培育出赌徒，整个算起来，赌博只有一种——全是不正当的。”
我在伤口上涂白碘酒，问他：“现在心情好些了吗？”
“我是个衰老、疲乏的警察。一肚子怨气。”
我回头瞪着他。“伯尼，你是他妈的好警察，但你错得离谱。某方面说来警察全都是一个样。他们都怪错了对象。如果有人在骰子桌上把薪水输掉，就禁止赌博。如果有人酗酒，就禁绝烈酒。如果有人开车撞死人，就禁绝制造汽车。如果有人跟女孩子旅馆开房间被偷，就禁绝性鲛。如果有人跌下楼梯，就不再盖房子。”
“噢，住口！”
“好啊，封我的嘴呀，我只是老百姓。别再说了，伯尼。我们有暴徒犯罪集团和打手，并不是因为有奸诈的政客，以及他们布在市政厅和立法机构的跟班。犯罪不是疾病，是病征，警察就像给人阿司匹林治脑瘤的医生，只是警察宁愿用金属棍棒来治罢了。我们是粗鲁、有钱又野蛮的伟大民族，犯罪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组织犯罪则是我们为组织付出的代价。犯罪会伴随我们很长的时间。组织犯罪只是万能的美元的肮脏一面罢了。”
“干净的一面是什么？”
“我没见过。也许哈伦·波特可以告诉你。我们喝一杯吧。”
“你进门的时候气色不错嘛。”奥尔斯说。
“曼迪拔刀向你的时候，你看来更棒。”
“握个手。”他说着伸出手来。
我们喝完酒，他就由后门走了。头一天晚上他曾顺道来探察军情，今天撬开后门进屋，现在他仍从那边出去。后门向外一碰就开，门扉又太老旧，木头已经干缩了。只要把绞链的栓钉敲出来，其他的再容易不过。奥尔斯要翻越山坡走回下一条街他停车的地方，临走前他先指给我看门框上的一处凹痕。他开前门几乎一样容易，但那样得破坏门锁。那就太明显了。
我望着他前面射出一道手电筒的光芒，穿过树影间，消失在斜坡外。我锁好门，又调了一杯温和的酒，回到客厅坐下。我看看手表。只是我回家至今好像隔了很久罢了。
我走到电话边，拨给接线员，把洛林家的电话号码告诉她。总管先问我是谁，然后去看洛林太太在不在。她在。
“我是那只诱饵羊没错。”我说，“不过他们活捉到老虎了。我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改天你千万得说给我听。”她活像已经在巴黎似的，声音听来很遥远。
“我可以一面喝酒一面说给你听一一如果你有空的话。”
“今天晚上？噢 ，我正在收拾行李要搬出去。恐怕不可能。”
“是的，我明白。好吧，我只是以为你或许有兴趣知道。多谢你好心警告我。跟你家老头儿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你确定？”
“确定。”
“噢，等我一下。”她离开了一会儿，回来后语气温馨多了。“也许我可以凑合喝一杯。在哪里？”
“地方随你选。我今天晚上没有车，但我可以叫出租车。”
“胡扯，我来接你，不过要一小时甚至更久。地址呢？”
我告诉她，她就挂断了。我把门廊的灯打开，站在敞开的门口吹夜风。现在凉爽多了。
我回屋里，打电话给朗尼·摩根，却联络不到他。接着我又莫名其妙打到拉斯维加斯的泥龟俱乐部，找兰迪·斯塔尔先生。他可能会不接，但他接了。他一副安静能干、经验丰富的口吻。
“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马洛。特里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
“曼迪已经上路了。”
“上路去哪儿？”
“到拉斯维加斯，跟你派去追他的三个暴徒坐一辆红色大灯的黑色凯迪拉克大轿车。我猜是你的车？”
他笑起来。“正如一个报社人员说的，我们拉斯维加斯人用凯迪拉克当拖车。究竟怎么回事？”
“曼迪带两个小流氓到我家盯梢。他想毒打我一顿——说得难听一点——只为报上的一篇文章，他好像认为这该怪我。”
“该不该怪你呢？”
“我可没开报社，斯塔尔先生。”
“我也没养凯迪拉克车上的暴徒，马洛先生。”
“他们可能是警官。”
“我不敢说。还有别的事吗？”
“他用手枪敲我。我踢他的肚子，用膝盖顶他的鼻子。他似乎不满意。但我仍希望他活着到达拉斯维加斯。”
“如果他往这边来。我确定他会活着到达。现在我恐怕得挂电话了。”
“等一下，斯塔尔。欧塔托丹那件事你参加了吗——还是曼迪一个人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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