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佩尔霍金交上官运
我们现在回过来头再说彼得·伊里奇·佩尔霍金。他拼命敲打女商人莫罗佐娃家紧闭的大门，当然，最后还是敲开了。费妮娅在两小时以前受到了严重的惊吓，由于忐忑不安和“放心不下”，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上床睡觉，现在一听到如此疯狂的敲门声，又吓得几乎歇斯底里发作：她还以为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又来敲门了（虽然她亲眼目睹他已离开了），因为除了他，谁也不会如此“鲁莽地”敲门。她急急忙忙跑去找看门人，看门人已经醒了，他听到有人敲门而正要去开门；她求他不要放人进来。但看门人盘问过敲门人之后，明白了对方是谁，知道他有急事要找费妮娅，最后终于决定给他开门。彼得·伊里奇来到上文提到过的那个厨房，见到了费妮娅，而她因为有“疑虑”就请求彼得·伊里奇同意让看门人也一起进来。彼得·伊里奇开始详细盘问她，一下子就接触到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奔出去找格鲁申卡的时候，顺手从铜研钵里拿走了一个铜杵，但回来时铜杵已经不见了，两只手上沾满了血，“鲜血还在流淌，血就从手上一滴滴往下掉，一滴滴往下掉哪！”费妮娅大声说。显然，她在自己混乱的想象中制造了如此可怕的情景。不过那双沾满鲜血的手，彼得·伊里奇倒是亲眼见过，虽然鲜血并没有从手上淌下来，而且他自己还帮他擦洗干净。但问题不在于手上的鲜血是否很快就干了，而在于德米特里拿着小铜杵究竟到哪儿去了，是否一定是去找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了，而且有何依据可以作出如此肯定的结论。彼得·伊里奇牢牢抓住了这一点。虽然最终也没有打听到任何确切的情况，但终究还是形成了类似这样的看法：除了到父亲家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不可能跑到别处去，因此，那边肯定会出问题。“他回来后，”费妮娅紧张地说，“我向他坦白了一切，然后我开始详细问他：‘亲爱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您的两只手上为什么都是血？’”他似乎这样回答她说，这是人的血，他刚才杀了人。“他就这样承认了，全向我承认了，并马上表示后悔，可是他突然像发了疯似的奔了出去。我坐定后就想：他现在像疯子似的跑到哪儿去呢？我想，他是要到莫克罗耶去杀我的小姐。我赶忙奔出去打算求他别杀害小姐，我跑到他住的地方，刚到普洛特尼科夫家的铺子那儿我看见他已经快要出发了，他手上的血迹也没有了。”（这一点费妮娅看见并记住了。）费妮娅的老奶奶也一口咬定孙女说的全是实话。彼得·伊里奇还问了些其他情况，接着就离开了，他的心情比他进来的时候更加焦虑不安。
看来，最简便可行的办法是他直接到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里去了解是否出了事，如果出了事，那么究竟是什么，只有在确信无疑之后，彼得·伊里奇才会按既定的计划去找警察局局长。但天是那么黑，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的大门又是那样坚实，还要重新敲门，而他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又不太熟悉——如果他敲门以后，人家给他开了门，却突然发现那里平安无事，那么好嘲弄人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明天就会当做笑料到全城各处去讲，说一个不相识的官员佩尔霍金深更半夜闯到他那里打听他是不是被人谋杀了。那就太丢人了！彼得·伊里奇在世上唯一感到可怕的便是丢脸。然而使他着了魔的感觉居然如此强烈，他恶狠狠地跺了跺脚，把自己臭骂一通以后，马上又踏上了一条新的路线，但已经不是去找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而是到霍赫拉科娃太太家里去了。他想，如果她能回答以下一个问题：刚才某时某刻她是否给过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三千卢布，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他便立刻去找警察局长，也不必到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里去了。如果情况相反，他便把一切搁到明天再说，先回家去。当然不难想象，一个年轻人决定在深更半夜，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登门拜访一位他素不相识的上流社会太太，可能还要把她从床上叫起来，向她提出一个在那种情况下显得十分离奇的问题，这也许要比去找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更有可能使自己丢脸。但有时候，特别是在类似目前的场合下。那些非常精明冷静的人也往往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何况彼得·伊里奇在那时候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冷静的人了！他后来一辈子都记得，一种无法摆脱的不安心情逐步控制了他，最后在他身上达到了使他痛苦、甚至违背意志的地步。自然，他一路上还是为去拜访这位太太而痛骂自己，但“我要一不做，二不休！”这句话他咬着牙说了十遍，结果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干到底了。
当他进入霍赫拉科娃太太家时，刚好十一点整。很快就放他进入院子，但管院子的人不能确切地回答他的问题：太太是已经睡了，或是还没有上床。他只是说按理这时候应该睡了。“您到那边楼上找人去通报一下，要是她愿意接待您，那么会接待的；要是不愿意，就不会接待了。”彼得·伊里奇上了楼，这里的事就比较难办了。仆人不想通报，最后叫了一个女仆出来。彼得·伊里奇彬彬有礼地，但也是非常坚决地要她向太太通报，说本地一位官员佩尔霍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求见，如果事情不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