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名著。它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登上俄国文坛，他的早期作品大都取材于小人物并以心理分析见长，如成名作《穷人》（1846）和中篇小说《同貌人》（1846）。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在集会上宣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而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被判四年苦役、四年兵役。5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60年代初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他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思想斗争并恢复了文学创作活动。这时，他已公开摒弃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仍然执著地探索着俄国前途、人类命运等问题。作家的这种探索充满矛盾并在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60年代以及后来的主要作品《死屋手记》（1860—1862）、《地下室手记》（1864），长篇哲理小说《罪与罚》（1866）、《白痴》（1868）、《群魔》（1871—1872）、《少年》（1876）等。《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压卷之作，充分体现了作家创作的思想和艺术的特点，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巨大影响。
《卡拉马佐夫兄弟》描写的是俄国外省的一个贵族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来打算以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为主人公写两部小说。第一部写“他青春时代的一刹那”，是“十三年前发生的事”；第二部才写“我们的时代，即我们目前的活动”，是主要部分。作家于1880年11月写完第一部小说，即《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不久便与世长辞了。虽然这只是作家构思中的二部曲中的一部，但仍然不失为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
卡拉马佐夫一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偶合家庭”的典型。在俄国农奴制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贵族家庭原来的优雅的外观逐渐丧失，联结家庭的道德纽带已不复存在。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不理解；各自追逐自己的目标，勾心斗角。这是处于瓦解过程中的贵族家庭。在描写这类题材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同时代人谢德林不同。谢德林在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1880）中，写出了一个贵族家庭衰亡的全过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贵族地主的贪婪、自私、道德堕落、寄生腐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着力刻画的是这个家庭成员各自的生活立场、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思考，通过他们之间的思想碰撞，探讨各种思想立场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进而探讨俄国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这样，思想就成了这部小说主要的艺术描绘对象。
贯穿在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主要思想便是“上帝存在，灵魂永生”。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思想形象时，巴赫金指出：“这些思想是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现的、听到的，有时是猜到的，也就是说，这是已经存在或进入生活的富于力量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天赋的才能，可以听到自己时代的对话，或者说得确切些，是听到作为一种伟大对话的时代……”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无中生有，从来‘不是杜撰’”，甚至可以指出这些思想在现实中的“原型”。上帝是否存在，灵魂能否永生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无意为之苦恼了一辈子的问题”。
在小说中作家没有直接描写这一思想产生的渊源，虽然读者在作品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产生这种思想的现实氛围。这便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在各方面的渗透，金钱作用增长、道德沦丧、社会分化、人民贫困等。小说中的许多场面都反映了这样的氛围，例如：老卡拉马佐夫从事各种经营，积累起十万卢布的资产；德米特里向商人萨姆索诺夫、富农“猎狗”借钱（一个贵族向商人告贷在农奴制时代是不可思议的！）；霍赫拉科娃劝德米特里去找金矿，成为企业家；旅店老板特里丰·鲍里瑟奇残酷剥削农民；斯涅吉廖夫一家生活在贫困之中；儿童遭受着种种苦难等等。总之，正像作家在手稿中指出的那样：“……不能不意识到俄罗斯糟透了……”“世界走上了邪道……”但所有这一切现象都化为了主人公的行为、经历、感受，与思想共存在同一平面上，而这一思想却朝着横向拓展。一个有无上帝和灵魂能否永生的问题，竟然与人能否爱人、是否相信人的自由个性，会不会无视道德原则为所欲为；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什么关系；与对俄国的未来、甚至人类的未来构想有何影响等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哲学等问题联系了起来，几乎囊括了19世纪俄国六七十年代的主要问题。作者在谈到这部小说与现实的联系时，曾明确指出：“您把四个人物（指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四人——笔者注）综合起来，就会看到对俄国现实、对我们俄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描绘，虽然已经缩小了一千倍。”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为艺术描绘对象的思想并不是以个别思想或以无人称真理形式出现，而是与思想载体——人物结合。思想是他世界观的核心，是他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原则，与他最隐秘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支配着他的个性。只有在思想中并通过思想看到人物，也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