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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对对我说。
“噢！这一点，殿下尽管放心，”伴妇狡猾地插话，“不会再下雪了。”
“您怎么会知道，夫人？”善良的帕尔马公主尖刻地发问。
只有在她的伴妇说了蠢话时，她才会生气。
“我可以向殿下保证，不会再下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不可能再下了，已采取了必要措施：撒过盐了。”
头脑简单的伴妇没有发觉公主在生气，别人在乐，因为她不仅没有住口，反而亲切地微笑着对我说（尽管我一再否定我和絮利安-德-拉格拉维埃尔海军上将有亲戚关系）：“况且，下雪又有什么关系呢？先生在船上如走平地。龙生龙，凤生凤嘛。”
德-盖尔芒特先生送走帕尔马公主后，拿起我的大衣，对我说：“我帮您套外套。”他在使用这个字眼时，甚至不再微笑了，因为最粗俗的表达方式，就因为其粗俗，就因为盖尔芒特一家人的故作谦卑，已变得高雅无比了。
激奋只会导致伤感，因为它不是自然产生的。当我终于离开盖尔芒特府，坐在送我去德-夏吕斯先生家的马车上时，我也产生了兴奋的感觉，尽管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产生这种感觉的方式不一样。前两种兴奋力可供我们任意选择。一种发自我们内心，来自我们深刻的印象；另一种来自外部。前者自身就包含着一种快乐，那是生活带给人的快乐。后者试图把别人的兴奋传导给我们，它本身并不伴随快乐，我们可以通过反作用，给它加进一种快乐，得到一种极其虚假的兴奋，但很快就会变成烦闷和忧愁。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上流社会中有那么多人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经常处在烦躁不安的状态中，甚至可能自杀。然而，当我坐车去德-夏吕斯先生家的路上，正被这第二种兴奋折磨得坐立不安。这种兴奋不是由我们切身感受引起的，和我从前几次坐马车产生的兴奋完全不一样：一次是在贡布雷，我坐在贝斯比埃医生的皮篷式双轮车上，看见马丹维尔教堂的钟楼画在夕阳上；还有一次是在巴尔贝克，我坐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四轮轻便马车上，看见一条栽有绿树的路，竭力想回忆起这条路使我模糊感觉到的一件往事。可是，在这第三辆马车上，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在盖尔芒特夫人的餐桌上进行的我当时感到无聊透顶的谈话，如德国亲王对德皇，对布达将军和英国军队的议论。刚才，我把它们塞进我内心的立体镜中了，一旦我们不再是自己，一旦我们有了社交界人士的灵魂，只从别人那里接受生命，那么，我们就会通过这面立体镜，把别人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突出出来，使它们变得轮廓分明。喝醉了酒的人会对侍候他的咖啡馆侍者表现出好感，此刻我的心情和喝醉了酒毫无两样，尽管在吃晚饭时，我对那位非常熟悉威廉二世、大讲其轶事趣闻的冯亲王无甚好感，而现在我却为能和他共进晚餐而感到幸福，认为他讲的那些事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想起他讲的关于布达将军的故事，想起他那浓重的德国口音，不禁放声大笑，仿佛这笑声对证实他讲的故事滑稽可笑是必不可少的，就象有时候用双手鼓掌可以增强内心的赞美一样。就连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有些看法（例如她说弗兰茨-哈尔斯的画应该站在电车上看才有意思），当时我感到十分愚蠢，但在这面立体镜后，却变得生气勃勃，深刻透彻。不过，我应该说，即使这种兴奋旋踵即逝，却不能说它绝对荒唐。对于有些人，平时我们也许不屑一顾，但不知哪天，我们会很高兴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和我们喜欢的一个女孩子有来往，可以把我们介绍给她，这样，他们就变得对我们有用和有趣味了，而这些在以前我们认为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同样，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将来派不上用场。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哈尔斯的画即使从电车上看也十分有趣，这句话是错的，但却包含着部分真理，日后对我很有用处。
同样，她为我引用的维克多-雨果的诗，应该承认，这是他脱胎换骨以前那个时期的作品，他还在演变中，还没有发表他那别开生面、具有更复杂机件的作品。在这些早期诗作中，维克多-雨果还在思考，而不是象大自然那样，仅仅满足于引人思考。那时候，他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思想”，和盖尔芒特公爵对这个词理解的意思几乎一样：德-盖尔芒特先生常在盖尔芒特城堡举办盛大宴会，宾客们在纪念簿上签字后，总要再写一条富有哲理和诗意的感想，他觉得这种做法太陈腐，太罗唆，就用恳求的语气提醒后来的人：“签上名字，亲爱的朋友，不要写思想！”然而，德-盖尔芒特夫人恰恰喜欢雨果早期诗作中的这些“思想”，这在他的《历代传说》诗集中几乎是没有的，正如瓦格纳的第二期作品中缺少“乐曲”和“旋律”一样。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这种爱好不是绝无道理的。雨果的思想确实沁人心脾，尽管形式暂时还缺乏力度，但在思想周围，已经凶涌澎湃着无数的词汇和丰富的韵脚，这使它们独具一格，和别人的诗，例如和高乃依的诗迥然不同。别人的诗不时地闪烁着朴素的浪漫主义思想，更能激动人心，但却没有深入生命的物质根源，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