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饱含深情，以至于听了首席院长对她说的一席话，心情无比激动，并感激不尽，将永远铭刻心怀，而对首席律师的遗孀没有任何表示，未说一句悼念去世的外祖母的话，母亲又感到忿恨，痛心。一位言语激动，另一位沉默不语，尽管我母亲认为这两者相去甚远，但只不过是表达死者令我们产生的冷漠之情的方式不同而已。不过，我觉得，母亲往往从我无意中渗进几分痛楚的话语中获得些许温暖。正如保证我外祖母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的所有一切东西，我的痛苦只会给妈妈带来幸福（尽管她对我百般抚爱），后来，我母亲每日都下楼去海滩上坐着，完全效仿她母亲的所作所为，阅读的也是她母亲最喜爱的两部书：德-博泽让夫人的《回忆录》和德-塞维尼夫人的《书简集》。她跟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一样，绝对不能容忍别人称德-塞维尼夫人为“才智横溢的侯爵夫人”，正如不容称呼拉封丹“老好先生”一样。但是，当她在书简中读到“我的女儿”这几个字，每每觉得听到了她母亲对她的说话声。
在这朝圣般的活动期间，她本不愿受到任何打扰，可运气不佳，偏偏有一回在沙滩上遇到了打从贡布雷来的一位太太，身后跟着她的几个女儿。我想她叫普桑夫人。可我们私下总是戏称她为“有你好瞧的”，因为她警告女儿们当心闯祸时，张口闭口总是这句话，比如她冲着一个总揉眼睛的女儿喊道：“等你得了眼炎，有你好瞧的。”她从老远见到我妈妈，就声泪俱下，没完没了地问候起来，可看那派头，不象是表示慰问，而是象教训人。她生活在贡布雷的一座深宅大院里，几乎与世隔绝，觉得世上什么东西都不够温柔，甚至连法语词和人地名都要软化一番。她认为将斟饮料的银具叫作“居伊尔”过分生硬，于是便称“戈伊”；她唯恐直呼“费纳龙”而对《忒勒玛科斯》和蔼可亲的作者有所不恭——我自己也一样，心甘情愿地把最聪慧、最温和、最忠厚的贝特朗-德-费纳龙当作最亲爱的朋友，凡与他相识的人，都永远忘不了他——从来都称呼他“费内龙”觉得“内”这个音增添了几分柔和。这位普桑夫人的女婿就不那么温和了，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原是贡布雷的一位证人，提着银箱一走了之，让我姨夫损失了偌大一笔财产。但是，贡布雷的大部分居民与他家的其他成员相处还很和睦，并未因此造成关系紧张，大家倒对普桑夫人表示同情。她从不接待客人，但大家每次打从她家栅栏门前经过，都少不了留步驻足，对花园的浓荫翠绿欣赏一番，但却看不清里面别的东西。在巴尔贝克，她并不怎么碍我们的事，我也只遇到她一次，当时她正训斥在咬指甲的女儿：“等到你手指流脓，有你好瞧的。”
妈妈在海滩读书时，我便独自呆在房间。我回想起外祖母一生中的最后时刻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回想起她最后一次出外漫步，我们陪伴她一起走过的楼梯门，这扇门一直保持原样，始终大敞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间的其他东西仿佛并不真实存在，我内心的痛苦象毒剂一般，将它们全都毒死了。后来，我母亲硬要我出门走走。当初的第一个夜晚，我等候着外祖母到来，曾独自沿街走到迪盖-特鲁安纪念碑，然而，如今在这条街上，我每次举步，娱乐场某一早已忘却的情景便象一阵难以抵拦的逆风，阻拦着我向前迈进；我垂下眼帘，不看任何东西。等我恢复了几分体力，便返身向旅馆走去，我心里清楚，不论我等待多久，从此再也不可能在旅馆与外祖母重逢，想当初我抵达的第一天夜里便与外祖母相见了。由于我到旅馆后才初次出门，有许多我尚未见过面的陌生仆人好奇地盯着我看。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站立在旅馆门口，摘下帽子向我致意，继而又很快戴到头上，动作灵巧利索。我想准是埃梅有过吩咐，拿他的话说，早已“下令”，对我要倍加敬重。可就在这同一时刻，我发现服务员又向另一位进门的客人脱帽致意。事实是，这位年轻小伙子在生活中只知脱帽，戴帽，动作无懈可击。一旦明白了自己别无能耐，唯在这方面出类拔萃，他每天便忠于职守，尽量多多脱帽，为此赢得了客人不便表露，但却普遍存在的好感，也引起了门房的特别喜欢，门房负有雇用服务员的重任，迄此为止，除了这位难得的小伙子，还未能找到一位适应的，谁来干不了一星期，准被撵走，埃梅对此大惑不解，吃惊地说：“可是，干这等差使，只要让他们有礼貌就行，不该这么难呀。”经理也严格要求他们务必“到职到位”，意思是要他们必须呆在岗位上，说不定是想要他们保持“堂堂仪表”，只是不会运用这一词语而已。旅馆后面那片开阔的草坪，旧貌已经改观，新修了几个花坛，鲜花盛开，但原先的一丛异域小灌木被移走了，连第一年守着草坪入口处的那位小厮也不见了踪影，他曾以柔如幼茎的身躯、颜色稀奇的秀发，在外观上为入口处增添了光彩。他终于效法两位哥哥和一位当打字员的姐姐，跟波兰的一个伯爵夫人走了，当了她的私人秘书，他哥哥和姐姐都是因为魅力不凡，在旅馆被来自不同国度的男女名流迷上后挖走的。他们走后，只有小弟弟孤单单一人留在旅馆，因为他斜眼，谁也不想要他。适逢那位波兰伯爵夫人和他两个哥哥的保护人来到巴尔贝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