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并且以打趣的口吻承认这一点，这便是谈话技巧中最受人赞赏的形式，因此他忽然轻声笑了起来，笑声持续片刻，他的蓝眼睛湿润了，露着红色细纤维的鼻翼在翕动。
“她十分迷人！”
“一位名叫贝戈特的作家也是座上客吗，先生？”我胆怯地问，尽量使话题围绕斯万。
“是的。贝戈特也在。”德-诺布瓦先生回答说，同时彬彬有礼地朝我这个方向点点头。他既然想对父亲献殷勤，便郑重其事地对待与父亲有关的一切，包括我这个年龄的（而且很少为他那个年龄的人所尊重）孩子所提的问题。“你认识他？”他用那双曾得到俾斯麦赞赏的、既深邃又明亮的眼睛凝视我。
“我的儿子不认识他，但十分钦佩他。”母亲说。
“啊呀！”德-诺布瓦先生说（他使我对自己的智力产生了最严重的怀疑，因为我所认为的世上最崇高的、比我本人珍贵千倍的东西，在他眼中却处于赞赏等级的最下层），“我可不敢苟同。贝戈特是我所称作的吹笛手。应该承认他吹得委婉动听，但是过于矫揉造作。毕竟这仅仅是吹笛，价值不大。他那些作品松松垮垮，缺乏所谓的结构。缺乏情节，或者说情节过于简单，更主要的是毫无意义。他的作品从根基上有缺陷，或者干脆说缺乏根基。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越来越复杂，我们很少有时间看书，欧洲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且也许即将发生更大的变化，我们面临各种带有威胁性的新问题，在这种时代，你们会和我一样认为作家应该是另一种人，而不是学究，因为学究热衷于对纯粹形式的优劣作空洞无用的讨论，而使我们忽略了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蛮族入侵，外部和内部蛮族的双重入侵。我知道这是在亵渎那些先生们所称作的‘为艺术而艺术’学派，神圣不可侵犯的学派，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比推敲优美文字更为紧迫的事等着我们。贝戈特的文字相当有魅力，我不否认，可是总的说来太造作，太单薄，太缺乏男子气。你对贝戈特的评价未免过高，不过我现在更理解你刚才拿出来看的那几行诗。我看不必再提它了，既然你自己也承认这只是小孩子胡写的东西（我确实说过，但心里决不是这样想的）。对于过失，特别是年轻人的过失，要宽大为怀嘛。总之，种种过失，别人也有，在一段时期中以诗人自居的不仅仅是你。不过，你给我看的那篇东西表明你受到贝戈特的坏影响。你没学到他任何长处，我这样说想必你不会奇怪，因为他毕竟是某种风格技巧——尽管相当浮浅——的大师，而在你这个年龄是连它的皮毛也无法掌握的。但是你已经表现出和他一样的缺点——将铿锵的词句违反常理地先排列起来，然后才考虑其含意。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吗！即使贝戈特的作品中，那些晦涩难懂的形式，颓废文人的繁琐词句又有什么意思呢？一位作家偶尔放出几支美丽的焰火，众人就立即惊呼为杰作。哪有那么多杰作呢？在贝戈特的家当中没有任何一本小说是立意颇高的成功之作，没有任何一本书值得放进书橱以引人注目。我看一本也没有。而他本人，比起作品来，更为逊色。啊！一位才子曾说人如其文，这话在他身上可真是反证。他和作品相去十万八千里。他一本正经、自命不凡、缺乏教养，有时十分平庸，和人说话时像是一本书，甚至不是他自己写的书，而是一本叫人讨厌的书（因为他的书至少不叫人讨厌），这就是那个贝戈特。这是一个杂乱无比而又过分雕琢的人，是前人所称为的浮夸者，而他说话的方式又使他说话的内容令人反感。我不记得是洛梅尼①还是圣伯夫②曾说过，维尼③也以类似的怪癖令人不快，但是贝戈特却从来没有写出像《桑-马尔斯》及《红色封印》这样精彩的作品来。”——
①（前）洛梅尼（1815-1878），法国文学家。
②（前）圣伯夫（1804-1869），法国文学家，文学批评家。
③（前）维尼（1796-1863），法国作家，写过《桑-马尔斯》及《红色封印》等小说。
德-诺布瓦先生对我刚才给他看的那段文字所作的议论令我无比沮丧，我又想起每当自己构思文章或者作严肃思考时总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我再次感到自己本是庸才，毫无文学天赋可言。往日我在贡布雷时曾有过某些微不足道的感受，曾读过贝戈特的某部作品，大概正是它们使我进入一种似乎颇有价值的遐想状态，而我的散文诗正是这种状态的反映。大使是明察秋毫的，他刚才本可以立刻抓住我在完全骗人的幻影中所找到的美，并予以揭露，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让我明白我是多么微不足道（我被一位最好心的、最聪明的行家从外部进行客观评价）。我感到懊丧；自我感觉一落千丈。我的思想好似流体，其体积取决于他人提供的容量，昔日它臌胀，将天才那支巨大容器填得满满的，今日它又缩小，骤然被德-诺布瓦先生关闭和限制在狭小的平庸之中。
“我和贝戈特的相识，”他又转头对父亲说，“对他，对我，都不能不说是一件尴尬的事（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趣事）。几年以前，贝戈特去维也纳旅行，当时我在那里当大使。梅特涅克公主将他介绍给我，他到使馆来并希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