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在开学前两三天赶回伦敦，以便为自己找个住处。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桥路周围的街道里四处寻觅，但这一带的房屋十分肮脏，看了叫他厌恶。最后，他终于在肯宁顿区找到一幢房子。这个地区弥漫着一种幽静、古朴的气氛，有点叫人回想起当年萨克雷所了解的泰晤士河这一边的伦敦情景。如今肯宁顿路两旁的悬铃木正长出新叶，当年纽科姆[1]一家乘坐大型的四轮马车到伦敦西区去的时候肯定是经过这儿的。菲利普看中的那条街上的房屋都是两层楼房，大部分窗户上都张贴着有房出租的告示。他走到一幢告示上注明房间不带家具的房子跟前，举手敲了敲门。一位神情严肃、寡言少语的女人开门，领着菲利普去看了四个很小的房间，其中一个房间里有炉灶和洗涤槽。房租是每星期九个先令。菲利普并不需要这么多房间，但房租低廉，他也希望马上安顿下来。他问女人是否可以为他打扫房间和做早饭，但她回答说她不干这两件事就已经够忙的了。菲利普听了反而觉得高兴，因为她是在暗示，除了收他的房租以外，她不想跟他再有什么来往。她告诉菲利普说，如果他到街头拐角处那家食品杂货店——同时又是邮政所——去打听一下，也许可以找到一个愿意为他“干杂活”的女人。
[1] 纽科姆，英国小说家萨克雷（1811—1863）小说《纽科姆一家》（1852—1854）中的主人公。
菲利普的家具不多，都是他几次搬迁时收集起来的。一把在巴黎买的扶手椅；一张桌子，几幅画，还有克朗肖送给他的那一小块波斯地毯。他大伯给了他一张折叠床，因为现在他大伯不再在八月份出租房子，所以用不着折叠床了。菲利普又花了十个英镑，买了几样生活必需的用品。他还花了十先令买了一种淡黄色的糊墙纸，把那个他打算辟为起居室的房间裱糊起来。墙上挂着劳森送给他的一幅描绘大奥古斯丁河堤街的素描画，以及安格尔的《女奴》和马奈的《奥林匹亚》的照片。当年他在巴黎时，常常一边刮胡子，一边对着这两张照片沉思。为使自己不忘记以前一度也曾从事艺术工作，菲利普还挂起了他给那个年轻的西班牙人米格尔·阿胡里亚画的木炭肖像画——这是他最好的画作，画面上站着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双拳紧握，两只脚以一种奇特的力量紧紧抓牢地板，脸上露出一副刚毅的神情，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尽管隔了这么长时间，菲利普对这幅画作的缺点仍然看得相当清楚，但是由这幅画所勾起的种种联想使自己对这幅画作抱着宽容的态度。他暗自纳闷，不知米格尔究竟怎么样了。原本没有艺术天赋的人却偏要探求艺术，世上没有比这种事更可怕的了。也许，由于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疾病缠身，米格尔已经死在哪家医院里；或者在绝望中，已经投身于浑浊的塞纳河中自尽；也许因为南方人的动摇不定，他已经自动放弃奋斗，如今身为马德里一家事务所的职员，正把他慷慨激昂的言辞用于政治或者斗牛方面。
菲利普邀请劳森和海沃德前来参观他的新居。他们俩来了，一个人手里拿了瓶威士忌，另一个人拿了罐肥鹅肝酱[2]。听到他们俩称赞他情趣高雅，菲利普心里很高兴。他本想把那位当股票经纪人的苏格兰佬也一起请来，可是他只有三把椅子，只能招待一定数目的客人。劳森知道菲利普是通过他才跟诺拉·内斯比特十分友好地相处的。这时候，他说起几天前自己碰见诺拉的事。
[2] 原文是法语。
“她还问你好呢。”
一听到诺拉的名字，菲利普的脸就红了（他就是改不了一感到不好意思就脸红的令人难堪的习惯），劳森疑惑地瞅着菲利普。如今，劳森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待在伦敦。他已经入乡随俗，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身整洁的哔叽衣服，头上还戴了顶圆顶礼帽。
“我想，你们俩之间的事儿完了吧？”劳森说。
“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她了。”
“她看上去相当神气。那天她戴了顶非常漂亮的帽子，上面还装饰着很多雪白的鸵鸟羽毛。她一定过得很不错。”
菲利普改变了话题，但是心里老想着诺拉。过了一会儿，他们三个人正在谈论别的事情，菲利普突然问劳森说：
“你认为诺拉生我的气吗？”
“一点儿也不生气。她说了你许多好话。”
“我有点想去看看她。”
“她又不会吃掉你。”
前一阵子，菲利普常常想到诺拉。米尔德丽德离开他以后，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诺拉。他满怀苦涩地对自己说，诺拉绝不会像米尔德丽德那样对待他的。他一时冲动，真想回到诺拉的身边。他肯定可以得到诺拉的怜悯。可是他感到十分羞愧，因为诺拉一向待他很好，而他却待她那么冷酷无情。
劳森和海沃德告辞后，他吸着上床安歇前的最后一斗烟。后来，他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我有点头脑，不对她变心就好了！”
菲利普回想起他们在文森特广场那个温暖舒适的起居室里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回想起他们到美术馆参观和去剧院看戏的情景，回想起他们在一起亲切交谈的那些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