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里太太在里面去世的那幢房子坐落在肯辛顿区一条沉寂而体面的大街上，位于诺丁山门和高街之间。马车一到那儿，埃玛就把菲利普领进客厅。他伯父正在给赠送花圈的亲友写信致谢。有个花圈送来的时候太迟了，没有赶上葬礼，这会儿仍装在门厅桌子上的纸板箱里。
“菲利普少爷来了。”埃玛说。
凯里先生慢悠悠地站起身来跟小孩握手，转念一想，又弯腰在孩子的脑门上亲了亲。凯里先生的个儿中等偏下，身体已有发胖的趋势。他头发留得很长，特地让它遮住光秃秃的头顶。他脸刮得光光的，相貌端正，可以想象，年轻的时候一定长得很好看。他的表链上挂着一个金质十字架。
“菲利普，从这会儿起，你就要跟我一起过日子了，”凯里先生说，“你愿不愿意？”
两年前，菲利普出水痘的时候，曾被送到这位教区牧师的宅子里住过一阵子；但如今他只回想起来那儿的一间顶楼和一个大花园，对他的伯父和伯母却没有什么印象。
“愿意。”
“你得把我和你的路易莎伯母看作自己的父母。”
孩子的嘴巴微微颤动了一下，脸唰地变红了，但是他没有说话。
“你亲爱的妈妈把你托付给我来照管。”
凯里先生不善于用言辞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一得到他弟媳病势垂危的消息，他马上动身前来伦敦。他一路上没想什么别的事，只琢磨着假如弟媳亡故，自己只得负起照管她儿子的责任，这样会给他的生活带来的纷扰。他年过五十，结婚已有三十年，妻子没生过一个子女；对家里出现这么一个可能吵吵闹闹、举止粗野的小男孩，他并没有一点儿快乐的期待心情。他对他的弟媳一向就没有多少好感。
“我明天就打算带你去黑马厩镇。”他说。
“埃玛也一起去吗？”
孩子把手伸进埃玛的手掌，埃玛把他的手紧紧握住。
“恐怕埃玛得离开你了。”凯里先生说。
“但是我要埃玛跟我一块儿去。”
菲利普开始哭起来，保姆也忍不住泪水直流。凯里先生无可奈何地望着他们。
“我看最好让我单独跟菲利普少爷待一会儿。”
“很好，先生。”
虽然菲利普紧紧地拉住她，但埃玛仍然温柔地让孩子把手松开。凯里先生把孩子抱到膝头上，用胳膊搂着他。
“别哭了，”凯里先生说，“你现在已经长大了，不该再用保姆了。我们得安排送你去上学。”
“我要埃玛跟我一块儿去。”孩子又说道。
“这样花费太多了，菲利普。你父亲并没有留下多少钱，不知道如今还剩下几个子儿。你对自己花费的每个便士都得好好考虑一下。”
凯里先生在前一天去拜访了家庭律师。菲利普的父亲是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他在医院担任的各种职务表明他在医疗界获得了相当稳固的地位。因此，当他突然死于败血病，大家看到他留给自己妻子的财产只有一笔人寿保险金，以及将他们在布鲁顿街的那幢房屋出租所能收到的租金时，都感到相当意外。那是六个月前的事；当时凯里太太已经身体虚弱，又发觉自己怀了孩子，于是一有人提出要租那幢房子，就毫无头脑地同意了。她把自己的家具存放起来，另外租了一幢备有家具陈设的房子，为期一年，花费的租金，照那位牧师看来，简直高得惊人。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在孩子出生前不遭受任何烦扰。可是她从来就不习惯管理钱财，无法节省支出，以适应变化的境况。本来为数不多的那点儿钱财，就被她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几乎都从她的指缝里漏掉了。因此现在，等到付清了所有的费用以后，只剩下两千英镑出头一点，在孩子能独立谋生之前，就得靠这笔款子来维持生活。要把所有这一切向菲利普解释清楚是不可能的，而这个孩子仍在呜呜地哭泣。
“你还是找埃玛去吧。”凯里先生说，他觉得埃玛比随便哪个人都更会安慰孩子。
菲利普一声不响地从大伯的膝盖上滑了下来，但凯里先生马上又把他拦住。
“我们明天就得起程，因为星期六我还要准备布道的讲稿。你得让埃玛今天就把行装收拾好。你可以带上所有的玩具，假如想要什么父母的遗物作为纪念，可以各拿一件。其余的东西都要卖掉。”
孩子悄悄地走出客厅。凯里先生素来不习惯书写工作，这时候充满怨气地又去写他的信。书桌的一头放着一沓账单，这些玩意儿使他满腔怒火。其中有一张显得特别荒唐。凯里太太刚合眼，埃玛立刻向花店订购了大批白花，放在死者的房间里。这完全是乱花钱。埃玛太自作主张了。即便家境宽裕，他也要把她辞退。
可是菲利普却跑到埃玛面前，一头扑到她怀里，哭得十分伤心。菲利普出生后一个月就一直由埃玛照管，而埃玛也觉得，菲利普差不多就是她的亲生儿子。她轻言细语地安慰菲利普，答应以后有时会来看他，绝不会把他忘掉；她把菲利普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情况讲给他听，接着又讲了自己德文郡家里的一些情况——她父亲在通往埃克塞特的公路上看守税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