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一段模糊不清、形神皆无的不幸时光。
我身体里的某个发动机熄火了，我瘫软了下来。我的行为辜负了我，所以我干脆不再有任何行为。既然现在我住在家里，我就让父母替我安排日程。他们提议了什么，我就麻木地顺从着什么。
我和他们一起吃早饭，边看报纸边喝咖啡，然后帮我妈妈做午饭要吃的三明治。晚饭（当然是我家的女佣做的）五点半开始，饭后我们读晚报，玩纸牌，听广播。
我父亲建议我去他的公司上班，我同意了。他把我安置在了前台，我一天中有七个小时的时间都在把文件挪来挪去，并且在别人没空的时候接一下电话。我多多少少学会了如何给文件归档。我假扮秘书本该被抓的，但至少这让我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有事可做，而且我父亲会付一点薪水以犒劳我的“工作”。
每天早上我都和爸爸一起开车上班，每天晚上我们都一起开车回家。他在那些车程中跟我说的话更像是咆哮的合集，他咆哮着美国应该远离这场战争，罗斯福就是工会的工具，以及共产主义者很快就要占领我们的国家了。（比起法西斯，我那个亲爱的老父亲总是更害怕共产主义者。）我听见了他的话，但我不能说我听进了他的话。
我总是心烦意乱。有些很糟糕的东西穿着重重的鞋子在我脑海里四处乱跺，总是提醒着我，我是一个肮脏的小婊子。
我觉得一切都很小。我小时候住的卧室，还有卧室里那张姑娘气的小床。高度过低的椽子。我父母清晨说话时尖细的嗓音。周日教堂停车场里稀疏的车辆。当地那家老旧的杂货店，和店里面品种有限的常见食品。下午两点就打烊的小吃店。塞满了我青少年时期穿的衣服的衣柜。我小时候玩的洋娃娃。这些都让我动弹不得，让我被悲伤的情绪填满了。
从广播里传出的每一个字在我听来都像闹鬼一样。不论是振奋人心的歌还是凄凄惨惨的歌都让我倍感沮丧。广播剧几乎无法让我全神贯注。有时候我会在广播里听到沃尔特·温切尔的声音，他大吼着八卦，或者急切地要求对欧洲进行干预。听到他的声音会让我腹部一紧，但我父亲会掐断广播，说：“这个男的，不把国内所有好男孩都送到国外任由德国鬼子宰割就不罢休！”
我们订的《生活》杂志在八月中旬时到了，里面有一篇关于纽约热门舞台剧《女孩之城》的文章，文章里还有几张著名英国演员艾德娜·帕克·沃森的照片。她看上去棒极了。在主肖像照上，她穿了去年我给她做的某一件外套——深灰色，微微收腰，带一个特别时髦的猩红色塔夫绸领子。文章里还有一张艾德娜和亚瑟手挽着手穿过中央公园的照片。（“虽然沃森夫人成就众多，但她依然赞颂婚姻是她在所有角色中最喜欢的一个。‘很多女演员会说她们嫁给了工作，’这位优雅的明星说，‘但如果我有的选得话，我还是想嫁给男人！’”）
那个时候，读到那篇文章让我感觉自己的良知像一条正在腐烂的小船一样沿着泥潭下沉。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得说那篇文章让我很是愤怒。亚瑟·沃森完完全全逃脱了他的罪行和谎言应受的惩罚。西莉亚被佩格驱逐了，我被艾德娜驱逐了——但亚瑟却被允许继续跟他甜美可爱的老婆过他甜美可爱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肮脏的小婊子们被处理掉了，那个男人却被允许留下来了。
当然了，过去那会儿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有多虚伪。
但天呐，现在我意识到了。
周六晚上，我会和父母去当地的乡村俱乐部参加舞会。我能看出，一直被我们夸口称为“舞厅”的地方，不过就是个桌子被推到了一边的中等大小的餐厅而已。演奏音乐的人也不是很出彩。与此同时，我知道在我们南边的纽约，瑞吉酒店为了迎接夏天已经开放了维也纳天台，而我永远都不会再在那里跳舞了。
在乡村俱乐部举办的舞会上，我会跟老友和邻居们聊天。我尽力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我之前一直住在纽约，于是就试图聊关于它的话题。（“我不能想象为什么有人会愿意那样住，被关在盒子间里你压我、我压你的！”）我也很努力地想跟这些人找话聊，聊他们的湖滨别墅，或他们的大丽花，或他们的咖啡蛋糕配方——或者他们觉得什么重要就聊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会觉得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音乐还在稀稀拉拉地继续，我会跟任何邀请我跳舞的人跳舞，但却没有特别留意我的任何一位舞伴。
周末，我妈妈会去看马术表演。她叫上我的时候，我就和她一起去。我会穿着沾满泥的靴子，双手冰凉地坐在露天看台上，看着马匹一圈一圈地绕着马场转，好奇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这样消磨时间。
我妈妈定期会收到沃尔特的来信，他现在驻扎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一艘航空母舰上。他说那里的伙食比想象中的好，他跟所有兄弟的关系也都不错。他给老家的朋友们送去了最诚挚的祝福，但从来没提起过我的名字。
那年春天，我需要参加的婚礼的数量也多得让人头疼。跟我一起上学的姑娘们先是结婚、后是怀孕——而且还是按着这个顺序来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