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平安抵达了纽约——一个刚出壳的姑娘，头发上真的挂着鸡蛋黄。
佩格姑姑本该来中央火车站接我的。那天早上，在我从尤蒂卡上了火车之后，父母才告诉我这件事，但没人提到任何具体的安排。没人告诉我具体应该在哪里 等她。而且，没人告诉我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拨哪个电话号码，也没人告诉我万一落单了可以去哪个地方。我只要“跟佩格姑姑在中央火车站见面”就行了，没别的。
嗯，中央火车站是够气派的，跟宣传的一模一样，但它也是个让你找不到人的好地方，所以我在到站之后找不到佩格姑姑没什么可惊讶的。我带着自己那堆行李在月台上站了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段时间，看着火车站里人头攒动，但没有一个人像佩格。
不是我不知道佩格长什么样。在那之前我已经见过姑姑几次了，虽然她和我父亲走得并不近。（这么说可能都算是客气的了。我父亲有多不待见自己的妈，就有多不待见自己的姐。每当我们在饭桌上提起佩格时，父亲都会哼着鼻子说：“活得倒是挺潇洒啊——四处闲逛，活在假想的世界里，还大把大把地花钱！”而我则会想：这听上去确实挺潇洒啊 ……）
在我还小的时候，佩格回来跟家人一起过了几次圣诞节——但次数不多，因为她总是跟着剧团四处巡演。十一岁时我陪父亲来纽约出差，在这里玩了一天，这是关于佩格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佩格带我去中央公园滑冰，还带我去见了圣诞老人。（虽然我们都觉得以我当时的年纪，圣诞老人实在太 幼稚了，但我说什么都不会错过他的，我还因为要跟他见面而暗暗激动来着。）我们俩还一起吃了顿自助午餐，那是我生命中相当快乐的一天。我和父亲没有在城里过夜，因为父亲讨厌纽约，也不信任它，但我可以跟你保证，那天非常辉煌灿烂。我觉得姑姑棒极了。她拿我当一个人 ，而不是一个小孩看待，这对于一个不想被当作小孩看待的十一岁小孩来说，意味着一切。
佩格姑姑最近一次回到我的家乡克林顿是为了参加莫里斯奶奶，也就是她母亲的葬礼。举行仪式时她坐在我旁边，用她又大又能干的手挽着我的手。这个姿态让我感到既宽慰又惊讶（我的家人不太喜欢手挽手，这可能会让你觉得震惊）。葬礼结束后，佩格用伐木工一样大的力气拥抱了我，我融化在她的臂弯里，眼泪像瀑布一样喷泻而出。她身上有薰衣草香皂、香烟和杜松子酒的味道。而我则像一只悲惨的小考拉一样挂在她的身上。但葬礼结束后，我并没能跟她相处太长时间。她得赶紧离开镇子，城里有一部剧等着她去制作。我觉得在她怀里崩溃挺丢人的，虽然那时候她让我觉得很踏实。
毕竟，我几乎不认识她。
实际上，当十九岁的我踏入纽约的时候，我对佩格姑姑的了解加起来只有下面这么多：
我知道佩格在曼哈顿中城区的某个地方开了一家剧院，叫莉莉剧院。
我知道她最开始没想干舞台剧这行，但却阴差阳错做了现在的工作。
我知道佩格受过培训，当过红十字会的护士，这事挺有意思的，一战期间她还被派到法国驻扎过。
我知道在那期间，佩格突然发现与照料受伤士兵的伤口相比，自己在为他们组织娱乐活动方面更有天赋。她发现自己在为战地医院和兵营组织既便宜又短小、虽艳俗却幽默的戏剧方面很有一套。战争是门可怕的生意，但它却能教给每个人一点东西 ；这场战争教会了我姑姑如何作戏。
我知道战争结束后，佩格在伦敦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边的一家剧院里工作。她在西区制作时事讽刺剧时遇到了她未来的老公，比利·布尔——一个同样决定战后留在伦敦，在戏剧界闯出一片天地的潇洒帅气的美国军官。跟佩格一样，比利也是从“底层”出来的。莫里斯奶奶曾经形容布尔一家“富得让人恶心”。（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都纳闷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奶奶很尊重财富，财富多到什么地步会“让人恶心”呢？有一天我终于向她问了这个问题，她答道：“他们是纽波特人 ，亲爱的。”好像这就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似的。）尽管比利·布尔是个纽波特人，他跟佩格还是很像，因为他一直将自己出身其中的那个精英阶层拒之门外。跟光鲜亮丽但却让人压抑的时髦生活相比，他还是更喜欢坚韧不拔、充满诱惑的戏剧世界。而且，他还是个花花公子。他喜欢“作乐”，莫里斯奶奶说，她这是在委婉地表达“喝酒，花钱，追女人”的意思。
比利和佩格·布尔结婚后就回到了美国，他们一起创办了一家巡演剧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会儿，他们花了大部分时间跟一小群核心戏骨在路上奔波，在全国各地的城镇巡回演出。比利负责撰写和主演时事讽刺剧，佩格负责执导并把它们制作出来。这对夫妻从来没有任何华而不实的野心。他们只不过是在享受生活，回避成年人更应该承担的责任而已。但尽管他们想尽办法不让自己成功，成功还是意外地追上了他们，将他们捕获。
一九三零年——那时大萧条愈演愈烈，整个国家都瑟瑟发抖、倍感恐惧——我姑姑和她爱人不小心创作了一部热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