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给他迁个地方，立块碑，没名字也行，这么多年老被孩子们在上面踩来踩去，有点不好受。我说，您放心，我给您办吧。他点点头说，动静要小，那厂子我找人看着呢，这么多年我花了不少钱，等我好了，我去给他烧纸，你是司机，你开车带我去。以后你就给我开车吧。我说，好，老司机了。
他终于睡熟了，呼吸极其轻微，我掀开被，看见尿不湿上一大片黑血，帮他换了，他也没醒。我盯着他看了一会，他的胸口在起伏，有时候突然吸进一大口气，好像要吞掉这个病房的空气一样，然后慢慢地，游丝一般地呼出来。我推开门，发现人都已经散了，只有刘一朵靠在走廊的墙上，闭目沉思。她睁开眼说，睡了？我说，睡了。她说，我妈去买寿衣了，免得到时候抓瞎。我说，一点希望没有了吗？她说，他的身体里已经快没有血了，你明白吗？没有血了。她拉着我的手，走进病房，洗手间摆着她的护肤品和牙具。她洗漱完毕，脱光自己，抱着我钻进病房一角的行军床，军大衣我盖在暖气上，房间里实在太热，能遮一点是一点。我们抱了一会，谁也没有说话，我能听见我叔的呼吸声，或者说我小心翼翼地听着他的呼吸声，监控器时不时发出一点微小的声响，那是血压在缓慢地掉下来。她在我下巴底下说，到我上面来。我说，睡吧，叔能听见。她没有答言，伸手脱掉我的内裤。我翻起身压住她，她的眼睛里都是泪水，我抱着她，一动不动，她的眼泪蹭了我一脸，过了一会，她推了推我的肩膀，翻身冲外，没有了动静。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两点，口干舌燥。刘一朵睡着了，身体蜷成一团。我穿上衣服走到我叔的床边，在他的保温瓶里喝了点水，水尚温，我叔微张着嘴，一动不动，裹在白色的寝具里，我趴在他耳边叫他，叔？叔？他没有反应。我等到他又吸上一口气，披上军大衣，离开了医院。
出租车司机开得飞快，冬天的深夜，路上几乎没有人，路边时有呕吐物，已经冻成硬坨儿。树木都秃了，像是铁做的。他认识小型拖拉机厂，说没人不认识，那曾经是效益最好的大工厂，现在没拆，一直烂在那里，地皮的权属不清。我站在大门口，发现厂子比我想象得还要大，如同巨兽一般盘踞于此，大门有五六米高，只是没有牌子，也没有灯。我从大门上面爬过去，跨过锋利的铁尖，刚一落地，门房的灯亮了。一个人拉开窗户探出头来，此人也许五十岁，也许六十，头发没白，可是脸上都是皱纹，下巴上全是胡子楂子，瞪着一双突出的大眼，看着我。手里拿着一只甩棍。他说，爬回去。我看着他的眼珠，一半在里头，一半在外头，好像随时能掉在地上。我说，甘沛元？他说，你谁啊？我说，干瞪？他说，哥们，你认识我？进来坐坐。他的屋子很小，从窗户里望，有一个煤炉子和一个小电视，煤炉上搁着水壶，墙上都结了冰。我呼出一口气说，我是刘庆革的司机。他说，你是庆革厂长的司机？他现在怎么样，每个月往我卡里打钱，好久没见过他了。我说，他挺好，老提起你，就是忙。我进去走一圈，一会回来我们聊聊。信得过吗？他说，大半夜的，就是走一圈？我说，就是走一圈，然后回来跟你喝点酒。他说，成，我把酒温上等你。
厂区的中央是一条宽阔的大道，两边是厂房，厂房都是铁门，有的锁了，有的锁已经坏了，风一吹嘎吱吱直响。有的已经空空如也，玻璃全都碎掉，有的还有生锈的生产线，工具箱倒在地上，我扶起来一个，发现里面有1996年的报纸。我顺着大路往里走，车间的墙上刷着字，大都斑驳，但是能认出大概，一车间是装配车间，二车间是维修车间，三车间是喷漆车间，一直到九车间，是检测车间。路的左侧，跟车间正对，有卫生所和工人之家，卫生所的地上还有滴流瓶子，上面写着青霉素，工人之家有个舞台，座椅烂了大半，东倒西歪。我走到路的尽头，右面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子弟幼儿园。走进去，看见一栋二层小楼，楼门紧锁。楼前的土地上，有一个跷跷板。我在跷跷板上坐了一会，虽然锈了，可是还能翘动，只是对面没有人，只能当椅子。坐了大概五分钟，我回到二车间，找到一根弯曲的铁条，回到跷跷板开始挖。土已经冻了，非常难对付，累得我满头大汗，大概挖了一个钟头，已经有了一个半米的小坑，什么也没有。我歇了一会，抽了支烟，发现汗要凉，赶紧继续挖。又挖了半米，看见一串骨头，应该是脚趾，我顺着脚趾往宽了挖，很小心，怕把骨头碰坏了。又花了大概四十分钟，看见了一副骸骨，平躺在坑里，不知此人生前多高，但是骨头是不大，也许人的骸骨都比真人要小。他的骨头里面杂着几块破布，是工作服。我盯着骨架看了一会，想了想城市周围的墓地，也许东头的那个棋盘山墓园不错，我给我爷扫墓去过，如果能订到南山的位置，居高临下，能够俯瞰半个城。
墓碑上该刻什么，一时想不出，名字也许没有，话总该写上几句。我裹着军大衣蹲在坑边想着，冷风吹动我嘴前的火光，也许我应该去门房的小屋里喝点酒暖暖，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痛快地喝点酒，让筋骨舒缓，然后一切就都清晰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