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头到了晚上是全封闭的，不会有危险。我们相互留了电话，然后挥手告别。在海洋馆的出口处，我看见一面墙上，挂着我和海豹的合影，原先应该挂了许多，现在只剩下一张，我拿下来放进包里，走了出去。
回到家里我洗了个澡，身上全是氯水的味道。我租的这个公寓是个高层，两室一厅，我把一个房间用作书房。坐在书房写了点东西，从书房的窗子，能看见海洋馆的屋顶，圆圆的，有一个尖。走在路上，我给李巍发了条信息：睡了吗？她没有回。我又发了一条，今天我认识了一只叫海子的海豚，两米长，两百公斤，但是其实是个小孩子。她也没有回。我核对了一下明天要用的教案，明天要讲《奥康纳的天惠时刻》，或者也可以叫《奥康纳的绝望》。
1964年，重写《启示》，和基尔克斯计划新的小说选集，准备秋季出版。2月初，检查显示纤维瘤是引起贫血的原因。手术前一天在医院修改《启示》的校样。2月25日，纤维瘤被成功摘除。3月初，回到家里，因感染和重新诱发的狼疮而越来越虚弱，月底回到医院。5月初接受输血和可的松注射，仍然虚弱无力。当月21日，在离开亚特兰大的皮德蒙特医院之前，签署选集出版合同，选择“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作为书名。把未完成的短篇小说藏在枕头下，唯恐被禁止写作。7月7日，要求并从教区教士那里领受了敷油（旧称临终者涂油礼），当月中旬，收到了卡佛寄回的《审判日》，根据他的建议做了修改。月底，住进博尔德文医院。8月2日，陷入昏迷，3日零时刚过，死于肾衰竭。4日，和着米利奇维尔圣心教堂低沉的《安魂曲》藏于纪念山公墓，她父亲的身旁。
这就是奥康纳1964年的经历，她拖着残躯，面对自己是个临终者的事实，还是修改了文稿。我怀疑那修改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作为她的存在方式进行，也许在各种药物的夹缝里，改得更坏也说不定。对于生存她已丧失了希望，可对什么东西，依然怀有希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但是一定极为重要。阮灵的形象几次进入我的脑海，她是苍白的，不难看，湿漉漉的，我想起她光着的脚，像个小孩子，上面涂的红色指甲油已经斑驳，海子笑眯眯地倚着她的小腿。又写了一会，我把和海豹的合影拍下来，给李巍传了过去，然后把照片贴在书柜上。
第二天的课在上午，学生们大多清醒，今天是周日，我上的是选修课，学生大都不认识，来自其他院系。有一个孩子站起来问了几个较好的问题，她对奥康纳的名作《善良的乡下人》有些看法，认为其主旨可以概括为“恶的启迪”。下课之后她说她写过几篇习作，想请我看看，我给了她一个邮箱。中午我打开手机，发现李巍还是没有回复我的信息，这是十分罕见的情况，上次出现还是小雪得了急性肠炎，跑到医院急救，她把电话忘在了家里。我给她打去电话，响了十几声自动挂断了，我连续打了几个，都是十几声后自动挂断。我突然感到极为恐惧，跑到路边，准备打车回家，我们原先的家。这时一条微信进来：我在登机，手机未来一周都不好用，勿念。我说：去哪？小雪和你在一起吗？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她说，日本，临时决定的，不用担心，小雪想去日本迪斯尼和海洋馆，我给她请了假。我说，好，注意安全，到了有wifi的地方请和我联系。没有回音。
下午的海洋馆出了点意外状况，工作人员水加得太满，喂食表演的时候，几只食人鱼跳了出来，其中一只咬中一个五岁男孩儿的小腿，撕下手指那么长一条肉来。场面大乱，孩子的家长先是将食人鱼踩死，然后又和负责这一区域的经理厮打起来，救护车来时，不但拉走了男孩儿，把经理也拉走了，他的鼻子被打断了。受这个事情影响，海豚剧场的人相当寥落，目测大概不超过二十个人，稀稀拉拉分布在池子周围。晚上阮灵继续带着海子训练，鲨鱼没有来，只有她坐在木筏上，然后装作失足跌进水里，海子把她驮起来，就近放在池边。阮灵告诉它，不应该放在这么近的地方，这样观众会觉得不过瘾，应当驮着她在池子里绕一下，等她给它信号，拍它的嘴唇，它再把她推上去。效果不好，海子似乎没太理解她的意思。训练结束后，阮灵没有给它鱼吃，海子也没有多争辩，依然笑着，游入了相当于自己宿舍的池子。向外走时，我问阮灵，日本的海洋馆和我们的有区别吗？她看了我一眼说，区别很大，前年我去过一次，他们训练海豚特别严格，海豚能够钻火圈，如果你交足够的钱，孩子可以骑在海豚背上在水里兜风。我说，你能做到吗？她说，我不能。走到室外，没有一丝风，闷热异常，在分手之前，阮灵说，海子的尾巴上长了一块疮，你注意到了吗？我说，没有，是我的问题吗？是我摸了它？她说，和你没关系，几天前就长了。明天它恐怕得休息一天，你后天来吧。
夜里无法入睡，热得出奇，空调工作的声响都像热浪一样在房间里转悠。我洗了两个冷水澡，然后光着膀子坐在书房看书。我想起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时，家里没有书柜，几乎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废旧的铁桌子，奇长无比，是房东留给我们的，或者说是懒得搬走的。我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