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还早，我端着咖啡看一个女孩子丢飞镖。她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轻轻耸动肩膀，飞镖击中靶子旁边的白墙。我扭头看她，原来她闭着眼睛。才上午十一点，她就把自己喝醉了。但是她那么年轻，应当醉得更晚些。她走过去，捡起飞镖，站在原处，闭上眼睛，我说，往左。她向左挪了挪，我说，再往左。她又往左走，我说，可以了。她用力将飞镖掷出，春卷把头一躲，飞镖击中了他身后吉姆·莫里森的相框，相框晃了一下没有掉下来。春卷是这儿的调酒师，也是DJ和老板。说是DJ，其实有点敷衍，他四十岁左右，头发弯曲，但是表情严肃，所放的音乐也十分单调，莫里森，披头士，偶尔放一点陈年的乡村音乐。他用抹布擦了擦洒出的酒说，你不能再喝了。女孩儿指着我说，是他喝多了。春卷说，他喝的是咖啡。女孩儿扭头看着我说，听见了吗？他跟你说，你不能再喝了。她的眼睛因为酒精的作用湿漉漉的，像鳃一样收缩，她身材瘦小，皮肤雪白，却不那么紧致，好像铺满细沙的海滩，踩上去可以留下脚印。我说，以前没见过你。这片的酒鬼我都认识。她掏出钱包说，再来一杯伏特加加橙汁。掏了半天，掏出一张银行卡，说，我刷卡。春卷说，POS机坏了。我说，我有现金。春卷看着我说，庄老师。我说，你回座位等着，我给你端过去。我给她倒了满满一杯橙汁，春卷说，问清她住在哪里，她马上就要睡着了。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把没写完的文档保存了一下，扣上电脑，走到她对面坐下。她用手指着我说，你不能再喝了。我把橙汁推到她面前说，你最好也别喝。她摇晃自己的手包说，今天开了工资，我刷卡。我注意到她穿了一双运动鞋，脚踝的皮肤和脸一样白。我说，用不用给你叫辆车？她拿起玻璃杯又放下，说，我趴一会，十二点叫我。我说，我待不了那么久。她从手包里拿出一只哨子递给我，十二点吹这支哨子。说完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哨子细长，口扁，像是白钢的，风口方形，上面拴着一条带子，带子上有个“阮”字。我拿在手里看了半天，一定是用过很久，“阮”的耳刀旁已经磨掉了一半。二十分钟之后，我要去上课，我把哨子挂在她的脖子上。走过吧台的时候，我对春卷说，十二点叫醒她。春卷说，我这儿不是旅馆。我指了指钟说，十二点，还有四十分钟。
下午的课我分析了村上的短篇小说《蜂蜜饼》，这是一篇不知名的作品，《神的孩子全跳舞》集子里的最后一篇，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儿，十五年前看这篇小说，便被其吸引，然后找来村上的所有书看，因为一个短篇小说而看了村上的全部作品，这种情况不太常见。李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曾经说我之所以当了作家，是因为经常会迷恋一些奇怪的东西，我说，比如呢，她说，比如一个集子里不知名的小说，比如班级里最不起眼的女孩儿。我说，你这样说有点过于谦虚。她说，没有，你这种迷恋是有原因的，你有独特的眼力。那是我们俩最要好的时候，大概六年前，她刚刚怀了小雪，我刚刚签了第一本书的出版合同。她想吃草莓，我便去买草莓，她想吃葡萄，我便去买葡萄，她吃了一颗不吃了，我便把剩余的全吃光。现在我每当看见草莓和葡萄就有点反胃，那几个月已经吃下了一辈子的配额。
下午有点热，学生们有点困倦，我想讲个笑话，提提他们的精神，可是大多我知道的笑话已经讲过，比如詹姆斯·乔伊斯脑袋套着老婆的内裤写作，比如欧内斯特·海明威说，老人与海里没有象征，只有鲨鱼，鲨鱼象征评论家。一个女生噘着嘴，半睡半醒，无聊地吹着自己的刘海，好像老迈的心脏一样一跳一跳。我见过大约一千个这样的学生，如同误入课堂的鱼，从我的课堂游出去，他们就会马上忘记我说的话，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话题，一条微博，或者用手机摇到了附近的某个人。世界上有太多值得年轻人关注的事情，他们不大会关心蜂蜜饼和小夜子，至少不会当真。
小夜子穿着一件黑色圆领毛衣。她双手放在桌面上，说了声“预备”，然后先右手像甲鱼一样哧溜溜钻进毛衣袖，在背部做出轻轻搔痒的姿势。继而拿出右手，这回把左手伸进袖口，绕脖子轻轻一圈，又从袖口退出，手里边拿着白色胸罩。委实敏捷得很。胸罩不大，没有钢丝支撑，即刻又被塞入袖口，左手从袖口退出。接下去右手进入袖口，在背部窸窸窣窣地动了动，旋即右手退出，至此全部结束，双手在桌面上合拢。
啊，就是这么回事，当年我曾让李巍试过，小夜子二十五秒，李巍三十七秒，在没有经过练习的情况下，快极了。她有一对柔软的肩膀和修长的手臂，还有藐视现实的想象力，在操作的过程中不停作弊。教学楼底下是一片整齐的草地，一个工人正驾着红色的除草机工作，轰鸣声如倦懈的下午一样催人入睡，没有内容，不知所终。我设想了一下从窗户跳下去的场景，还有我面前这些年轻人的反应。也许他们会掏出手机拍下我俯卧的样子。
下课之后，我去学校的游泳馆游了两千米，然后回到咖啡馆，女孩儿已经不见了，春卷也不在，这个钟点他会回后面午睡，让侍者看店。一个壮硕的男人正在丢飞镖，力道十足，大部分都中了靶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