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脸颊泛红。霍塞尔先生越说越激动。
“她对电磁频谱的描述非常精彩。”他大声说。
“我们是玛吉·拉维奇的父母。”他们提醒霍塞尔先生。
这位物理老师挠挠双手，推推鼻梁上的眼镜，继续往下讲。
“我希望更多学生能像玛吉一样积极参与课堂活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玛吉勇敢无畏，对犯错误满不在乎。这在年轻人身上难能可贵——他们受不了同学的嘲笑——这个年龄的孩子你们了解！但玛吉会反复琢磨一个想法，提出问题引发大家的讨论。什么时候惯性会转变成动能呢？我们能计算出那一刻吗？她的话直指问题的核心。”霍塞尔先生思索着，吸了一口气说道。
他又重复了一遍那几个珍贵的字眼：“你们一定感到非常骄傲。”
然后给他们看了玛吉的成绩：优异。
彼得和诺拉满面春风地走出霍塞尔先生的教室。他们手牵着手穿过停车场，因为其他老师的负面评价而彼此靠近。
“终于有老师欣赏她了。”彼得说。
“他说的真是……”诺拉迟疑地说，“他说的真是玛吉，对吧？”
“也许在学校里，她只肯向他表现真实的自己，”彼得回答说，“她就像相信我们一样相信霍塞尔。我知道玛吉具备那些品质，她那股勇气，你知道吗？那种自律。霍塞尔老师为玛吉打开了一扇门。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可宝贝，有这种体验，玛吉的前途不可限量啊！她一向这样，不是吗？向来这样。”
“我们没搞错。”
诺拉抓着他的手握得更紧了。他们坐进车里，一路开回家，没再说话，诺拉一直紧抓着彼得的膝盖。
当他们在车道上停下时，玛吉打开门，朝他们挥着手，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通常，开完家长会后，她会开心地招呼父亲，努力减轻带给父亲的痛苦。她知道父亲很难过。前些年，她不在乎诺拉是否难过。可现在，她真的在乎。她尽量不让母亲难过，不想让母亲旧病复发。他们不在家时，玛吉做好了牛尾蔬菜汤，还有小小的油炸面包，乔塞特教过她。玛吉喜欢做汤和油炸面包，至少假装喜欢。等油炸面包变凉的工夫，拉罗斯开心地来偷吃，把烫手的、油乎乎的炸面团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玛吉在厨房这片小天地里追着他跑。诺拉看到这情景大笑不止，笑得发晕。彼得本来也该笑晕，但这场景中有什么东西让他不安，好像两个孩子正演戏给诺拉看，让她瞧瞧姐弟之间正常的吵闹是多么温馨。他们不时瞥一眼母亲，急切地想确定妈妈是真的很开心。
那个周末，为了庆祝玛吉的物理课得优，诺拉想烤个蛋糕，写上女儿的名字。玛吉跟她说，她吃蛋糕拉肚子。
“可你喜欢吃蛋糕啊。”诺拉说。
“妈妈，我以前想哄你高兴才说喜欢。别准备蛋糕了。”
玛吉在图书馆的杂志上读过讨论强迫症的文章，早就决定不让母亲患上强迫症，而且她确实对蛋糕深恶痛绝，因为达斯提死后，拉罗斯来到他们家，诺拉做过不计其数的蛋糕。蛋糕唤起的是坏心情，尤其是写有名字的蛋糕。她不想在家里看到蛋糕。
“我们看个老电影，比如八十年代的电影，吃点爆米花，好不好？”
因为西内克斯便利店打折促销，他们买到几部没看过的电影录像带。像《春天不是读书天》 [2] 《十六只蜡烛》 [3] 和《早餐俱乐部》 [4] 这样让人放松的老电影。这些电影拍摄的时间和地点让人难以置信，在这些电影中只有汽车里才有移动电话，有鞋盒那么大，但玛吉跟诺拉聊天，说这些电影仍然能让她这样的青少年感同身受。没错，她们在聊天。或者说，一个不同的玛吉在说话，好像她就是那个莫莉·林沃德 [5] ，终于学会应对错综复杂的生活。诺拉跟玛吉聊着，好像一个反应慢半拍的妈妈终于学会了关心孩子。彼得回到家，看到她俩懒洋洋地蜷缩在靠垫上，一个睡得正香，一个对着空中微笑。
他在微笑的诺拉身边坐下，轻声问。
“怎么了？”
“什么意思？”
她一直在微笑，没看他。奇怪。
“你在看什么？”
彼得指指屏幕上的电影。
诺拉张张嘴，摇摇头，仍沉浸在两个少年的对话里。她歪着脑袋靠在彼得肩头，玛吉在靠垫上移动了一下，靠垫被推过去，靠在诺拉身上，三个人恰好连在一起，像平凡的一家三口那样坐在一起。
也许问题就在这儿，彼得思忖着。我觉得古怪，因为这一幕太正常了。我成了她俩之外多余的人，只有我不知道我们会好起来。
“你刚才说什么？”屏幕上的电影一结束，诺拉问彼得。
“没什么，”彼得说，“随口一说。”
[1] 美国乡村音乐创作歌手，歌声低沉，多次获格莱美奖。其黑色装束和特立独行的作风为他赢得了“黑衣人”的绰号。
[2] 美国1986年上映的青春喜剧片，以幽默讽刺的手法讲述了三个学生逃学出游、被校长和教导主任围追堵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