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她到一个大会堂去听他演讲。他正在谴责某种现象，指责某些人物。他正在鼓吹同胞友爱。她的全部感觉，就是他怎么可能爱上他的同胞？他不能辨别两幅不同的图画，他站在她后面抽粗劣的板烟（“五个便士一盎司，布里斯库小姐”），他认为有责任来告诫她：妇女不能写作，不能绘画。他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一点，不过是为了某种奇特的原因，他希望如此。他身材瘦削，涨红着脸，粗着嗓子，在讲坛上声嘶力竭地鼓吹爱的福音（她的画笔惊扰了在草丛间爬着的蚂蚁——那些红色的、精力充沛的、闪闪发光的蚂蚁，真像查尔士·塔斯莱）。在一半座位空着的大厅里，她在自己的位置上嘲笑地望着他向冷冰冰的空间倾注着友爱，在她眼前，又浮现出那只陈旧的木桶，它随着波涛的起伏一上一下地漂浮，还有拉姆齐夫人，在那些鹅卵石堆中寻找着她的眼镜盒子。“噢，天哪！真讨厌！又不见啦。别麻烦了，塔斯莱先生，每年夏天我要遗失一千个眼镜盒呢。”听到这话，他把他的下颌缩回来紧贴着他的衣领，好像他不敢赞许这种过甚其词的夸张，但是，它出自他所喜欢的人物之口，他可以忍受，于是他就十分可爱地微笑着。在一次长时间的漫游之后，当人们分散开来各自回家之时，他一定已经向她倾吐了内心的秘密。拉姆齐夫人曾经告诉她，塔斯莱正在使他的小妹妹有机会念书。他这种精神非常值得赞扬。她自己对他的看法是荒唐的，这一点莉丽知道得很清楚。她用画笔拨弄着草丛。归根结蒂，一个人对于别人的看法，有一半是荒唐的。这种看法完全出于一个人自己的个人动机。他在她的心目中担当着“受鞭者”的角色。当她怒不可遏之时，她发现自己在想象中狠狠地鞭挞他瘦骨嶙峋的两胁。如果她想要认真地对待他，她就不得不借助于拉姆齐夫人的观点，用她的眼光来看他。
她垒起了一座小山冈，让那些蚂蚁来攀越。她这种对它们小天地的干扰，使它们陷入犹豫不决的狂躁状态。有些蚂蚁奔向这边，另外一些冲往那边。
她思忖：一个人需要有五十双眼睛来观望。她想，要从四面八方来观察那个女人，五十双眼睛还不够。在这些眼睛中，必然有一双对于她的美是完全盲目的。一个人极其需要某种神秘的感觉，它像空气一般缥缈，可以穿过钥匙洞眼，在她坐着结绒线、谈天或独自默坐窗前之时，把她包围起来，把她的思想、她的想象、她的欲望蕴蓄珍藏，就像空气容纳了那轮船的一缕浓烟一般。对她说来，那篱栅意味着什么，那花园意味着什么，一个浪花的飞溅又意味着什么？（莉丽抬头仰望，就像她曾经看到过拉姆齐夫人抬头仰望；她也听到一阵浪涛落到海滩上，浪花四散飞溅。）当孩子们在玩板球时喊道：“怎么啦？怎么回事？”这时有什么感觉在她心里翻腾、颤抖？她会暂时停止编织绒线。她看上去正在屏息凝神。随后，她又会陷入沉思，突然，正在踱方步的拉姆齐先生在她面前站住不动，某种奇特的战栗通过她全身，在极度的激动不安之中使她震惊，这时拉姆齐先生站在那儿，弯下身来俯视着她。莉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
他伸出手来，把她从椅子里搀扶起来。好像他以前也曾这样做过；好像有一次他曾经以同样的方式把她从一条小船里搀扶出来，那条船离开一个岛屿好几英寸，需要先生们来搀扶女士们上岸。那是一个老式的场面，它差不多要求女士们穿着有衬架扩撑的长裙，先生们穿着臀宽踝窄的陀螺形猎裤。让他搀着她的手扶她上岸之时，拉姆齐夫人心里想（莉丽猜测）：现在时机终于到来了。是的，现在她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是的，她愿意和他结婚。于是，她从容、安详地上了岸。也许，她只说了一个词儿，让她的手仍旧留在他的手心里。也许，她让他握着手对他说，我愿意嫁给你；但是再也没别的话了。在他们之间，一次又一次地产生同样的激动——情况显然如此，莉丽用画笔在草地上给蚂蚁扫平一条道路时想道。她并非虚构捏造；她不过是试图把多年来隐藏起来的某种东西摊出来罢了；那是她曾经目睹的某种东西。因为，在那崎岖不平、充满波折的日常生活道路上，周围还有那些孩子和宾客，你会不断地有一种老调重弹的感觉——感到曾经有一样东西掉下去的地方，又落下了另一样东西，响起了一阵回声，在空气中振荡不已。
她想，然而这是一个错误。她想起了他们怎样手挽着手一起走开，走过了那座暖房，去解开他们夫妻之间的疙瘩。她冲动而急躁；他阴郁而易怒——那可不是一种单调平静的幸福生活。噢，决不是。一大早，卧室的门就会砰的一声猛然关上。他会在早餐桌上就开始大发脾气。他会把他的盘子嗖的一声从窗口扔出去。于是整幢房子里就会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好像门户在乒乒乓乓直响，窗帘在风中飞舞飘扬，人们匆匆忙忙四处奔跑，设法关上天窗、把被风刮散的东西整理好。有一天，她在楼梯上遇到保罗·雷莱，当时的情况就是那个样子。显然有一条䖡蚭掉到他盘子里去了。别人还可能会发现蜈蚣呢。他们笑个不住。
然而，像这样嗖的一声将碟子飞出窗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这可实在使拉姆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