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想问问，从莫斯科来一封信走多久？”
“您看看信封上的邮戳。”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卡里莫夫仔细看了看信封，忧虑地说：
“走了九天。”
他沉思起来，似乎信走得慢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据说，这是因为检查，”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天天信很多，无法及时检查。”
他用好看的黑眼睛朝她的脸上看了看。
“这么说，他们在那儿一切顺利，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您的气色很不好，”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您一副病容。”
他就像否认别人的责难似的，急忙说：
“您说的不对！恰恰相反！”
他们谈起前方的战事。
“连孩子们都明白，现在战争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卡里莫夫说。
“是呀，是呀，”弗拉基米罗芙娜笑了笑，“现在连小孩子都明白了，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圣人都认为，德国人一定会胜利。”
卡里莫夫忽然问道：
“您一个人过日子，大概很困难吧？我看到，您是自己生炉子。”
她沉思起来，皱起眉头，就好像卡里莫夫问的问题很复杂，一下子回答不上来。
“您是来问我生炉子是不是困难的吗？”
他摇了几下头，后来沉默了很久，一面看着放在桌上的两只手。
“最近把我传了去，询问我们在这儿聚会和谈话的情形。”
她说：
“那您干吗不说？干吗要说什么炉子？”
卡里莫夫注视着她的眼神，说：
“当然，我不能否认，我们谈过战争，谈过政治。如果说四个成年人仅仅谈电影，那是可笑的。当然，我说，我们不论谈什么，我们说的都是苏联爱国主义者该说的话。我们都认为，人民在党和斯大林同志领导下一定会取得胜利。总的来说，问的问题还不是带有敌意的。但是过了几天，我担心起来，简直睡不着觉。我仿佛觉得，维克托出了什么事情。而且，马季亚罗夫又出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上古比雪夫的师范学院去，有十天了。这儿的学生等着他上课，可是不见他回来，系主任往古比雪夫发了电报，可是没有回音。我夜里躺在床上，脑子里直翻腾。”
弗拉基米罗芙娜没有作声。
他小声说：
“真不得了，几个人在茶余酒后说说话儿，就要怀疑，就要传讯。”
她没有作声。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她，恳求她说话，因为他已经把一切都对她说了。可是她没有说话，于是卡里莫夫觉得，她没有说话是要让他明白：他没有把话全说出来。
“事情就是这样。”他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没有作声。
“哦，我忘了，还有呢，”他说，“他，也就是那个同志，还问：‘你们谈过言论自由的问题吗？’是的，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哦，还有，后来忽然问我，是不是认识柳德米拉的妹妹和她的丈夫，好像是姓克雷莫夫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维克托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她。我就是这样回答的。后来又问：维克托是否和我个人谈过犹太人的地位问题？我问：‘为什么偏偏和我谈？’他们回答说：‘您要知道，您是鞑靼人，他是犹太人。’”
等到卡里莫夫已经告过别，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站在门口，用手指头敲着当初柳德米拉从里面抽出报告儿子受重伤的那封信的信箱。
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不过，很奇怪，这跟叶尼娅有什么关系？”
当然，不用说，不论卡里莫夫，不论她，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喀山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要问住在古比雪夫的叶尼娅以及在前方的她原来的丈夫？
很多人都相信弗拉基米罗芙娜，她经常听到一些类似的事情和自我表白，很容易觉察到说话的人有话没有说完。她也不想给维克托发出警告，她知道，这没有任何用处，只能使他更加提心吊胆。她也不想猜测，是哪一个参与闲谈的人把话说出去或者告密的；想猜出这样的人是很难的，有时到末了这种事恰恰是最不受怀疑的人干的。内务部门的案子有时是在无意中酿成的，比如，因为信里一句含含糊糊的话，一句笑话，因为不小心在厨房里当着邻居的面说的一句话；这样形成的案件不算稀罕。可是，为什么侦讯员忽然向卡里莫夫问起叶尼娅和克雷莫夫？
她又是很久不能睡着。她很想吃东西。从厨房里飘来油饼香味，好像是用素油在烙土豆饼，还有洋铁盘子的叮当声，谢苗·伊凡诺维奇安静的说话的声音。天啊，她多么想吃啊！今天中午食堂里的菜汤简直是泔水汤，她没有喝完，现在觉得十分可惜。吃的念头截断别的念头，把别的念头搅乱了。
第二天早晨她来到工厂，在门口岗棚里遇到厂长的秘书，是一个上了年纪、面孔像男子似的不和善的女人。
“沙波什尼科娃同志，中午休息时候，请到我这儿来一下。”女秘书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很惊奇：难道厂长这样快就答应了她的请求？她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