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夜里，你可算睡得很好，”叶尼娅说，“我醒了好几次，你都是在打呼噜。”
柳德米拉生气了：
“胡说，我简直都没有合眼。”
像是在回答那个让她自己不安的问题，她对丈夫说：
“没关系，只要不逮捕，就没关系。如果什么都不给你，我不怕，咱们可以卖东西，可以上别墅去，我到市场上去卖草莓。我还可以到中学里去教化学。”
“别墅不会再让住了。”叶尼娅说。
“难道你们不明白，尼古拉什么罪也没有？”维克托说。“不是那种人。”
他们面对棋盘坐着，看着棋子，看着只走了一步的唯一的一个小卒，说着话儿。
“叶尼娅，好妹妹，”维克托说，“你是凭良心行事。要知道，这是一个人最可贵的东西。我不知道生活会带给你什么，但我相信，你现在所作所为对得起良心。我们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们所作所为不凭良心。我们说的，不是我们所想的。感觉是一样，做的却是另一样。你该记得，托尔斯泰说到死刑，说过：‘我不能沉默！’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处死成千上万无辜的人的时候，我们却沉默。沉默还算好的呢！还有不少人闹闹哄哄大加赞扬呢。在普遍集体化的可怖时期，我们也沉默。我以为，我们还谈不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在于重工业。社会主义首先要有凭良心的权利。剥夺人的凭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凭良心行事，会感到十分幸福的。我替你高兴。你是凭良心行事的。”
“维克托，你不要像佛陀一样说教了，不要把糊涂人弄得更糊涂，”柳德米拉说，“良心有什么用？断送自己的幸福，让一个好人痛苦，这又对克雷莫夫有什么好处？我不相信，等到把他放出来，他会有什么幸福。在他们分手的时候，他是好好儿的嘛。她的良心是对得起他的。”
叶尼娅拿起王棋，在空中转悠了几下，看了看贴在棋子底下的呢子，又放回原处。
“姐姐，”她说，“还能有什么幸福。我想的不是幸福。”
维克托看了看表。他觉得钟表的表盘很平静，长短针似乎带着睡意，十分安宁。
“这会儿他们在那儿讨论得正带劲儿呢。在拼命地批判我呢，不过我既不气，又不恼。”
“要是我，就打那些不要脸的家伙的嘴巴，”柳德米拉说，“一会儿管你叫科学的希望，一会儿照你吐唾沫。叶尼娅，你什么时候上库兹涅茨桥？”
“四点钟。”
“我给你做午饭，吃了再去。”
“今天咱们午饭吃什么？”维克托说。又笑着补充说：“两位女同胞，你们可知道，我对你们有什么要求？”
“知道，知道。你是想干你的事情。”柳德米拉说着，站了起来。
“要是别人，在这样的日子，早气得发疯了。”叶尼娅说。
“这是我的软弱，不是刚强，”维克托说，“昨天契贝任和我谈了很多科学上的问题。可是我另有看法，另有一种观点。就像托尔斯泰那样：他怀疑，感到苦恼，不知道文学对人是否有用，不知道他写的书对人是否有用。”
“哼，你要知道，”柳德米拉说，“你想在物理方面写出《战争与和平》，还早着呢。”
维克托感到十分尴尬。
“是的，是的，柳德米拉，你说得很对，我是胡乱说说。”他嘟哝说，并且不由自主地用责备的目光看了看妻子：天哪，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还要着重指出我说的每一句错话呀。
他又剩了一个人。他看起昨天他做的记录，同时在想今天的事情。
为什么柳德米拉和叶尼娅离开他的房间，他就舒畅了？有她们在场，他产生了一种感觉，感觉到自己是虚伪的。他提议下棋，他表示希望干事情，其中都有虚伪性。显然，柳德米拉管他叫佛陀，正是感觉出这一点。而且他在赞美良心的时候，也感到他的声音有虚伪、不自然的意味。他怕别人怀疑他是自我欣赏，就尽可能说一些很平常的话，但是这样故意表示平常，就像在讲道台上布道一样，也有其虚伪性。
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使他放不下心来，他不明确：他缺少什么。
他几次站起来，走到门口，倾听柳德米拉和叶尼娅说话的声音。
他不想知道他们在会议上说些什么，不想知道谁的发言特别激烈和凶狠，不想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决议。他要给希沙科夫写一封短短的信，说他病了，最近几天不能上研究所去。以后就不需要这样解释了。能做到的，他总是想尽可能做到。其实，已经没用了。为什么近来他这样怕逮捕？他没干什么坏事呀。他只是随口乱说。而且，其实没说什么了不起的坏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心里还是惶惶不定，他忍不住朝门口看了看。也许，他是想吃饭？大概，今后不能享受按级别供应了。也不能进高级食堂了。外室里响起轻轻的门铃声，维克托急忙跑出去，朝着厨房高声说：
“柳德米拉，我去开门。”
他把门开了。在幽暗的外室里，玛利亚的一双惶惶不安的眼睛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