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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犯人，请在转交单据上签个名。”他说。
克雷莫夫看了看转交物品的清单，清单上的字迹十分熟悉：葱，蒜，糖，白面包干。清单下面写着：“你的叶尼娅。”
天啊，天啊，他哭了……
五十九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斯皮里多诺夫接到苏联电力委员部的撤换工作的通知；要他交出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工作，前往乌拉尔，到一座不大的、用泥炭发电的发电站去担任站长。这处分不算重，因为本来也可以送交法庭的。斯皮里多诺夫在家里没有说起电力委员部这道命令，决定再等州党委的决定。四月十四日，州党委因为他在艰难的日子里擅离职守，给予他严重警告处分。这项决定也算很宽容的，因为本来也可以把他开除出党。但是斯皮里多诺夫觉得州党委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州委的同志们都知道，他一直坚持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最后一天，他是在苏军已经开始进攻的那一天上左岸去的，他是为了去看看在船舱里分娩的女儿。在州党委的会议上他本想分辩一下，可是普里亚欣非常严肃，说：
“您可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诉，我估计，什基里亚托夫同志会认为州党委的决定太宽容，太姑息。”
斯皮里多诺夫说：
“我相信，中央监察委员会会取消这种决定。”
但是，因为他听到不少有关什基里亚托夫的事情，他还是有点儿怕提出上诉。
他担心和怀疑的是，普里亚欣的面孔那样严肃，不仅是和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事有关系。普里亚欣当然记得，斯皮里多诺夫与叶尼娅和克雷莫夫有亲戚关系，他自然不喜欢一个知道他和坐牢的克雷莫夫有多年关系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普里亚欣想帮助斯皮里多诺夫，也不能帮助了。假如他这样做了，对他不友好的人（有权势的人周围总会有不友好的人）马上就会向有关部门反映，说普里亚欣因为同情人民敌人克雷莫夫，竟帮助克雷莫夫的亲戚、怕死的斯皮里多诺夫。
但是，很明显，普里亚欣不帮助斯皮里多诺夫，不仅是因为他不能，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显然，普里亚欣知道，克雷莫夫的岳母已经来到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正住在斯皮里多诺夫家里。大概普里亚欣也知道，叶尼娅常和母亲通信，不久前还寄来自己给斯大林的申诉书的底稿。
在州党委会议散会之后，斯皮里多诺夫到小卖部去买乳酪和香肠，在这里碰见州保安局局长沃罗宁。沃罗宁带着好笑的神气看了看他，并且用好笑的口吻说：
“斯皮里多诺夫真是一个天生的好当家，刚刚受过严重警告处分，就做起家务事来啦。”
“一家人要吃饭呀，有什么办法，我现在做外公啦。”斯皮里多诺夫说着，笑了笑，是一种苦笑，无可奈何的笑。
沃罗宁也对他笑了笑，说：
“我以为你准备办移交呢。”
斯皮里多诺夫听了这话，心里想：“幸亏把我赶到乌拉尔去，要不然在这儿就完了。薇拉和小孩子怎么办呀？”
他搭吨半载重汽车回斯大林格勒发电站，透过驾驶室的模糊的玻璃望着他就要离开的被战争摧毁的城市。他想着，在战前他的妻子就是走这条如今已是堆满瓦砾的人行道去上班；他想着供电网，想着等到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运来新电缆，他已经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了；想着小外孙因为营养不足，胳膊和胸前出了很多小疙瘩。他想道：“严重警告就严重警告好了，有什么了不起？”他想，不会发给他“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的，不知为什么一想到奖章他就非常伤心，其伤心的程度竟超过离别这座他长期生活、工作，流着泪安葬了玛露霞的城市。他甚至因为得不到奖章懊恼得大声骂起来，所以司机问他：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您这是骂谁？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在州党委啦？”
“是的，我忘记了，”斯皮里多诺夫说，“可是它没有忘记我。”
斯皮里多诺夫家几个房间里又冷又潮湿。代替炸掉的窗玻璃的是胶合板和木板。墙上的石灰有很多地方脱落了。饮用水要用桶提上三层楼。房间里生火的是用铁皮做的小炉子。有一个房间暂时关上不用，厨房也没有用，眼下成了放木柴和土豆的仓房。
斯皮里多诺夫、薇拉和小孩子、在他们回来之后便从喀山赶来的弗拉基米罗芙娜，住在原来做餐室的大房间里。原来薇拉住的紧靠厨房的小房间里住着安德列耶夫老头子。
本来斯皮里多诺夫可以修修天花板，粉粉墙壁，砌两座砖炉，发电站里还有干这种事的一些工人师傅，材料也是有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一向操心家事、果断干练的斯皮里多诺夫不愿意请人做这些事情。
显然，薇拉和弗拉基米罗芙娜也觉得住在战后残破的家宅里更舒服些，因为战前的生活已经毁灭，为什么要让屋子恢复原来的样子，又使人想起一去不再返的生活？
弗拉基米罗芙娜来了之后，又过了几天，安德列耶夫的儿媳妇娜塔莉亚也从列宁斯克来了。她在列宁斯克和已故的婆婆的妹妹吵了一架，又把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