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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托姆斯基的办公室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
侦讯员点了点头，好像他很清楚早年这些情况。
然后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打开标有“档案”字样的公文夹，不慌不忙地把白色小丝带解了开来，翻起一页页写满了字的纸。克雷莫夫模模糊糊看到用各种颜色的墨水写的字，看到打字机打的字，行距有稀的，有密的，还有用红铅笔、蓝铅笔和普通铅笔写的标注，有的笔道很粗，有的是仔细贴上去的。
侦讯员慢慢翻着材料，就像一个好学生满有把握地翻着书本，早就知道他已经把课程学透了。
他偶尔看看克雷莫夫。这时候他像一位画家，看看他的画是否与模特儿相像：外貌，性格，心灵的窗户—眼睛……
他的目光变得多么阴沉。他那很平常的脸—这样的脸一九三七年以后克雷莫夫在区党委、州党委、区公安局、图书馆和出版社常常见到—忽然变得很不平常了。克雷莫夫觉得，他整个的人是由一些拼图方块组成的，但这些拼图方块没有合成一个整体，没有成为一个人。一块方块是眼，另一块是慢腾腾的手，还有一块是问问题的嘴巴。方块乱了位置，失去比例，嘴巴大得出了格，眼睛移到嘴巴底下，长到蹙紧的额头上，额头则移到应该长下巴的地方。
“嗯，嗯，是这样。”侦讯员说。他脸上的一切又像人的样子了。他把公文夹合上，公文夹上的小带子他没有系上。
“就像没有系上的鞋带儿。”裤子和衬裤上的扣子都被剪掉了的被捕者心中想道。
“共产国际。”侦讯员一字一字、郑重其事地说。接着用平常的语调说：“尼古拉·克雷莫夫，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随后又一字一字、郑重其事地说：“第三共产国际。”
他一声不响地沉思了很久。
“啊呀，好厉害的小娘们儿穆丝卡·格林贝格。”侦讯员忽然带着很起劲又狡黠的神气说，就像男子之间说玩笑话儿。克雷莫夫感到很难为情，不知如何是好。脸一下子红了。
有过这事儿！已经很久了，可是一想起来就难为情。那时候他好像已经爱上叶尼娅了。好像那是他下了班去找老朋友，想把钱还他，好像是借了钱买车票的。底下的事他就记得很清楚，不是“好像”了。老朋友康斯坦丁不在家。他本来也不喜欢她。她不住地抽烟，抽得嗓子都哑了，谈起什么，都自以为有两下子，她是哲学研究所的党委副书记，不错，她很美，如大家说的，是一个标致娘们儿。唉，所以他就和康斯坦丁的老婆在沙发上干了那种事，而且后来又和她会过两次……
在一个钟头之前，他还以为，这是从乡下区里提拔上来的一名侦讯员，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可是过了一阵子，侦讯员却一个劲儿地问起和克雷莫夫一起工作过的外国共产党员，他知道他们的小名和外号，知道他们的妻子和情妇的名字。他的档案材料这样丰富，不是一种好兆头。就算克雷莫夫是一位伟人，每一句话对于历史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也未必值得把这么多鸡毛蒜皮、乱七八糟的小事收进档案里。
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没有的。
不论他到过哪儿，都留下他的脚印，有人跟着他的脚跟走，记下他的生活。他取笑同志的话、读过一本书的感想、在庆贺生日时开玩笑的祝酒词、在电话里说的三分钟的话、开大会时给主席团递的不太客气的条子—这一切都收进了系小带子的公文夹。
他的言语、行动被搜集起来，晒干了，做成了大型标本。这是多么不怀好意的手指头如此勤劳地搜集野草、荨麻、飞廉、滨藜……
伟大的国家竟在研究他和穆丝卡·格林贝格的艳史。一些闲话和琐事与他的信仰编结在一起，他对叶尼娅的爱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倒是一些不足道的偶然的艳遇，他简直分不清大节和小节了。他说过的一句对斯大林的哲学常识不太客气的话，似乎比他十年日日夜夜为党工作更值得注意。一九三二年他在洛佐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和一位德国同志谈话的时候说，在苏联的工会运动中国家的成分太多，无产阶级的成分太少，这是真的吗，是那位同志告密的。
“您要明白，侦讯员同志。”
“应该称呼公民。”
“是，是，公民。这是捏造，是有成见。我在党内有四分之一世纪。我在一九一七年发动过士兵起义。我在中国工作过四年。我日日夜夜为党工作。许多人都了解我……在卫国战争期间我志愿上前线，在最危难的时刻大家都相信我，跟着我走……我……”
侦讯员问道：
“您怎么，是来这儿领立功奖状的吗？要不要填表领嘉奖证书？”
确实，他不是来领立功奖状的。
侦讯员摇了摇头，说：
“您还怪妻子不给您送东西呢。瞧您这个丈夫！”
这话是他在牢房里对鲍戈列耶夫说的。我的天啊！卡茨涅林鲍肯用开玩笑的口气对他说：
“一位希腊人预言：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则可以断言；一切都会密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