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讯员不见了，在他的位子上坐的是一个穿军服的年轻人，佩戴着镶了红绦的蓝色大尉肩章。大尉用阴沉的目光看了看被捕者，就好像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干吗站着？”大尉说。“喂，坐下！把身子坐直，老家伙，干吗弓着背？等我给你两下子，你身子就直起来了。”
“一见面就这样。”克雷莫夫心里想道。他害怕起来，在战场上他都没有这样害怕。
“这一下子要来劲儿了。”他想。
大尉吐了一个烟团儿，在灰色的烟团中响着他的声音：
“这是纸、笔。怎么，要我替你写吗？”
大尉很喜欢侮辱克雷莫夫。也许，这是他的职责？要知道，在前方有时要炮兵对敌军进行扰乱性射击，炮兵就日日夜夜打炮。
“你是怎么坐的？你是上这儿睡觉的吗？”
过了几分钟，他又呼唤被捕人：
“喂，你听着，怎么，我不是对你说话吗，跟你无关吗？”
他走到窗前，拉起厚厚的窗帘，把电灯熄了，一道阴沉的晨曦射进克雷莫夫的眼睛。克雷莫夫自从来到卢比扬卡，这是第一次看见白天的光。
“一夜过去了。”克雷莫夫想道。他一生是否有过更坏的早晨？难道在几个星期之前是他无思无虑地躺在炸弹坑里，对他厚待的钢铁在头顶上呼啸着，他感到那样幸福和自由？
可是时间错乱了：他进入这个房间是很久以前，斯大林格勒却是刚刚过去的事。
窗子面对着内部监狱的天井，窗外光线灰沉，毫无生气，不像亮光，倒像脏水。一切东西在这晨光下似乎比在电灯光下更阴沉，更带有官气和敌意。
不，不是靴子变小，是两脚麻木了。
在这儿怎么把他过去的生活和工作与一九四一年被包围联系起来？是谁的手指头把不能连接的东西连接到了一起？这是为了什么？谁要这样？为什么？
他想到这些，心里十分难过，以至于有时他忘记了脊背和腰的酸痛，感觉不到他肿胀的两腿已把靴筒塞满了。
加肯、弗里茨……我怎么忘了，一九三八年我也是坐在这样一个房间里，也是这样坐着，不过，不是这样：那时候口袋里有通行证。现在倒是想起了那最卑鄙的心思：一心想讨好所有的人，不论是开发通行证的办事人员，值班守卫，还是穿军服的电梯工。那一位侦讯员说：“克雷莫夫同志，请您帮帮我们的忙吧。”不，最卑鄙的还不是一心想讨好。最卑鄙的是一心想表示忠诚！啊，这一下他倒是回想起来了！在这方面只要忠诚就行了！于是他表示了忠诚，他说出加肯在评价斯巴达克运动方面的错误，说他对台尔曼没有好感，说他想要稿费，说他在艾丽萨怀孕的时候和她离了婚……当然，他也想起了好的……侦讯员记下了他的话：“我和他多年相交，认为他不大可能直接参与反党的破坏活动，不过不能完全排除他有进行两面派活动的可能性……”
啊，是他报告的……在这儿的档案夹里所搜集到的有关他的一切，都是也想表示忠诚的同志们说的。为什么他要表示忠诚？是党员的义务吗？胡说！真正的忠诚只能这样：拿拳头在桌子上狠狠一擂，高声说：“加肯是我的朋友和兄弟，他没有罪！”可是他却搜索枯肠，拼命找毛病，拼命迎合那个侦讯员，因为没有侦讯员的签名，他有通行证也出不了灰色大楼的大门。他还回想起来，当侦讯员说“请等一下，克雷莫夫同志，我在您的通行证上签个字”的时候，他感到多么急切、多么幸福。他帮助他们把加肯打进了监狱。他这个忠诚的人带着签了字的通行证上哪儿去了呢？不是去找朋友的妻子穆丝卡·格林贝格了吗？不过他说的有关加肯的一切，都是事实。但那里面说的有关他的一切，也都是事实呀。他确实对菲佳·叶甫谢耶夫说过，斯大林各方面的缺陷都和哲学上的无知有关系。要说出他遇到过的人，实在可怕：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格里高力·叶甫谢耶维奇、洛莫夫、沙茨金、比亚特尼茨基、洛米纳泽、留京、红头发的什里亚普尼科夫，他还到列夫·鲍里索维奇的“科学院”去过，还有拉舍维奇、扬·加马尔尼克、卢波尔，他还去研究所找过里亚萨诺夫老头子，在西伯利亚有两次住在老朋友艾海家里，还有基辅的斯克雷普尼克、哈尔科夫的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噢，还有卢特·菲舍尔，哦……幸亏侦讯员没有想起主要的一个，要知道当初列夫·达维多维奇和他的关系是不坏的……
我算是烂透了，还有什么说的。不过，为什么？他们的罪过不比我的大呀！不过我可是没有签字。别急，克雷莫夫啊，克雷莫夫，你会签字的。他们都签字了，你怎么能不签字！大概，最卑鄙的手段留在最后。就这样三天三夜不让人睡觉，然后就开始殴打。是的，反正这一切不大像社会主义。我的党有什么必要把我消灭？要知道，当年搞革命的是我们，而不是马林科夫，不是日丹诺夫，不是谢尔巴科夫。我们对革命的敌人都是毫不留情的。为什么革命对我们毫不留情？也许，革命就是毫不留情。也许，这不是革命，这个大尉算什么革命，这是黑帮，是一伙流氓。
他呆呆地坐在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