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前抓人抓得特别多……这里来过一个妇女，有一个侦讯官往家里给她打电话，她忽然听到丈夫的声音……
说也奇怪，叶尼娅在这内部监狱的接待室里，倒是比在姐姐家洗过澡以后心里镇定些，轻松些。
有的妇女送的东西被收下，脸上露出幸福的神情。
有一个人用压得低低的声音在旁边说：
“他们说到一九三七年被捕的一些人的情况。都是胡乱说的。他们对一个妇女说，‘你丈夫活着，在干活儿呢。’可是她第二次来，还是那个值班的回答她说：‘你丈夫在一九三九年死了。’”
终于小窗户里面的人抬起眼睛看着叶尼娅了。这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办事人员的脸，也许他昨天还在消防队办公室里工作，明天，如果上级有命令，他又会到授奖科填报表了。
“我想打听一个被捕的人—克雷莫夫·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叶尼娅说。她觉得，就连不认识她的人都会察觉，她说话的声音变了。
“什么时候被捕的？”值班人员问。
“在十一月里。”她回答说。
值班人员交给她一张查询表，说：
“您填好，交给我，不用再排队。明天来听回话。”
他在给她表的时候，又看了她一眼，这匆匆的一瞥不是普通办事员的目光，而是克格勃人员的精明和搜索的目光了。
她开始填表，手指头哆嗦着，就像刚才坐在这椅子上的那个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老头子。
在和被捕人关系一栏内她写的是“夫妻”，而且用粗粗的笔划描了描。
她把填好的表交去以后，坐到沙发上，把身份证放进手提包。她从手提包的这一格又换到那一格，重放了好几次，她明白了，她是不愿意离开这些站队的人。
此时此刻她只希望一点：让克雷莫夫知道她在这里，知道她为了他已经扔掉一切，看他来了。
但愿他能知道她在这儿，在他跟前。
她在街上走着，暮霭渐渐浓了。她这一生一大半是在这座城市里度过的。但是举行画展的日子，看戏、下饭馆、别墅休养、听交响乐的日子离开她太远了，似乎她没有过过那种日子。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诺维科夫那好看的、有时她觉得英俊无比的脸已成为过去。剩下的只有库兹涅茨桥24号的接待室，她觉得她好像是在一个陌生城市的陌生街道上走着。
二十五
维克托一面在外间脱套鞋，和老保姆打招呼，一面看着契贝任房间的半开着的门。
老保姆伊凡诺芙娜一面帮维克托脱大衣，一面说：
“进去吧，进去吧，他在等你呢。”
“娜杰日达·菲道罗芙娜在家吗？”维克托问。
“不在家，昨天她带着侄女上别墅去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不知道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吗？”
维克托对她说：
“听说，有人叫朱可夫的司机问问朱可夫，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朱可夫坐上汽车，却问起司机：‘你能不能说说，这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契贝任出来迎住维克托，说：
“老人家，不要把我的客人抢去。你请你的客人好啦。”
维克托每次到契贝任这儿来，都感到很兴奋。现在虽然他心里十分苦恼，仍然别有一种已经不习惯的轻松感。
往常维克托走进契贝任的书房，打量着一个一个的书架，总要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说《战争与和平》里的一句话：“噢，在写呢，没有玩。”
现在他也说：
“噢，在写呢，没有玩。”
书架上十分凌乱，很像车里亚宾斯克工厂车间里那种表面上的混乱。
维克托问：
“您的孩子们有信来吗？”
“收到大儿子的来信，小儿子在远东。”
契贝任握住维克托的手，借助默默无言的握手表达了不需要用话说的心情。老保姆伊凡诺芙娜也走到维克托跟前，吻了吻他的肩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有什么新闻吗？”契贝任问道。
“我的消息，也就是大家的消息。斯大林格勒的消息。现在毫无疑问：德国佬要完蛋了。我个人却没有什么好消息，相反，全是坏消息。”
维克托对契贝任说起自己的倒霉事。
“现在朋友们和老婆都劝我检讨。把自己的正确说成错误。”
他一个劲儿地说自己的事，说了很多。一个害重病的病人，总是日日夜夜想着自己的病。
他撇了撇嘴，耸了耸肩膀。
“我常常想起咱们说过的关于发面和浮上表面的脏东西的那番话……在我周围从来没出现过这样多的肮脏东西。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偏偏出在胜利的日子里，这就特别可恼，特别使人难以容忍。”
他看着契贝任的脸，问道：
“依您看，这不是偶然的吧？”
契贝任的脸非常奇怪：很平常，甚至很粗陋，高颧骨，翘鼻子，像一张庄稼汉的脸。尽管如此，却又十分文雅，十分清秀，伦敦的绅士开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