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写这样的文章。”
“我们是同命运的，”他想道，“如果请我去巴黎大学举行学术讲座，她会和我一块儿去；如果送我上科雷马的劳改营，她也会跟我去。”
“是你自己把自己弄到这种可怕的地步。”柳德米拉会说。
而他会反唇相讥：
“我要的不是批评，是体贴和理解。研究所里的批评已经够我受的了。”
给他开门的是娜佳。在幽暗的走廊里，娜佳把他抱住，并且把脸贴到他的胸膛上。
“我浑身又冰冷，又潮湿，让我把大衣脱了。出了什么事吗？”他问道。
“难道你没听到？斯大林格勒呀！巨大的胜利。德国佬被包围了。咱们走，快走。”
她帮他脱了大衣，拉着他的手进了房间。
“这儿来，这儿来，妈妈在托里亚的房里呢。”
她把门开了。柳德米拉坐在托里亚的书桌前。她慢慢朝他转过头来，又得意又伤心地朝他笑了笑。这天晚上，维克托没有把研究所里发生的事告诉柳德米拉。
他们坐在托里亚的书桌前。柳德米拉在一张纸上画包围斯大林格勒德军的示意图，向娜佳说着她对作战计划的理解。夜里，维克托在自己的房间里想：“天啊，写一份检讨书吧，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都写吗。”
二十二
墙报上出现那篇文章之后，又过了几天。实验室里的工作照常进行着。维克托有时灰心丧气，有时兴致勃勃，很带劲儿地工作，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还不时用手指头在窗台和金属外壳上轻快地敲出自己喜欢听的声音。
他开玩笑说，看样子，在研究所里蔓延起近视流行病，很多熟人面对面遇到他，都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气从旁边走过去，连招呼也不打。古列维奇老远看见维克托，也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气，走到大街的另一边，在一张广告前面站下来。维克托为了看个究竟，回头看了看，这时候恰好古列维奇也回头看，他们的视线相遇了。古列维奇做出一副又惊讶又高兴的姿态，鞠了个躬，这一切都不是多么使人愉快的。
斯维琴见到维克托，打了招呼，还小心地碰了碰脚跟表示敬意，不过在打招呼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却很不自然，就好像他在迎接不友好国家的一位大使。
维克托做了统计：哪些人不理睬他，哪些人对他点头，哪些人和他握手问好。
每天他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问妻子：
“有没有谁来电话？”
柳德米拉的回答一般都是：
“没有，如果不算玛利亚的话。”
她知道她说过这话后他常常问的问题，就又说：
“马季亚罗夫暂时也没有信来。”
“你瞧，”他说，“过去天天给咱们打电话的，现在不怎么打了；过去不怎么打的，现在根本不打了。”
他觉得，家里人对待他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一次他正在喝茶，娜佳从他身边走过，也不向他问好。他厉声对她喝道：
“为什么连招呼也不打？你觉得我不是活物吗？”
显然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表情显得非常可怜、非常痛苦，娜佳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没有顶撞他，而是急忙说：
“好爸爸，爸爸，原谅我。”
就在这一天，他问她：
“娜佳，你还是常常和你那位大将军见面吗？”
她一声不响地耸了耸肩膀。
“我要警告你，”他说，“不许和他谈政治问题。如果在这方面出问题，就更够我受的了。”
娜佳还是没有粗暴地回答，而是说：
“你放心吧，爸爸。”
早晨，他快到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四下里张望，时而放慢脚步，时而加快脚步。他看到走廊里没有人，便垂下头急匆匆地往前走，如果有什么地方的门开了，他的心就紧缩起来。
他终于走进实验室之后，便气喘吁吁，就好像一个士兵终于跑过炮火控制的阵地，进入自己的战壕。
有一天，萨沃斯季扬诺夫来到维克托的办公室里，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和大家都请求您写一份检讨书，检讨检讨。我请您相信，这能够起作用。您想想看，就在您面前摆着大量的工作，应该说，摆着伟大的工作的时候，就在我们这学科的有生力量都指望着您的时候，忽然就这样一下子翻了车，怎么办呀！您写一份检讨书，承认一下错误吧。”
“我检讨什么？我有什么错误？”维克托说。
“哎，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大家都这样做嘛，不论是在文学界，在科学界，还有不少党的领导人，还有您喜欢的音乐家们，肖斯塔科维奇也承认错误，写检讨书，检讨过之后，就没有事了，还在继续工作。”
“不过我究竟检讨什么呢？向谁检讨呢？”
“您写给院部，写给党中央。这实际上不是主要的，写给谁都行！主要的是您检讨了。比如，就写：‘我承认错误，我错了，现在认识到了，保证改正。’就写诸如此类的话，您是知道的，这都是老一套了。不过主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