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面包递给那个德国人，说：
“给你，你拿着，吃吧。”
后来她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她要这样。她一生中有过许多受气、绝望、懊恼的时刻：她和诬赖她偷油的邻居吵架，被不愿听她家长里短地告状的区苏维埃主席从办公室里赶出来，儿子结婚后把她从正屋里撵出来，怀孕的儿媳妇骂她老娼妇。每到这种时刻，她总是伤心得不得了，连觉也睡不着。后来有一天夜里她躺在床上，想起了这个冬天的早晨，也是又伤心又懊恼，心想：“我过去傻，现在还是傻。”
五 十
诺维科夫的坦克军军部开始收到各旅旅长报来的令人不安的情报。侦察队发现了德方没有参加过战斗的新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显然敌人是从大后方调来了后备兵力。
这些情报使诺维科夫担心起来：先头部队在推进，不能保障两翼，如果敌人切断了为数不多的几条冬季道路，坦克就得不到步兵的支援，得不到燃料。
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讨论了这一情况。他认为，必须立即督促落在后面的后勤部队赶上来，并且暂时停止坦克前进。格特马诺夫很希望坦克军为解放整个乌克兰奠定基础。他们决定：诺维科夫下部队去，就地检查情况，格特马诺夫负责督促落在后面的后勤部队赶上来。
诺维科夫在去各旅之前，给方面军副司令打了一个电话，把情况报告了一下。他事先就知道司令会怎样回答，司令当然不会担负责任：既不会下令叫坦克军停下来，也不会主张诺维科夫继续前进。
果然，副司令吩咐火速向方面军侦察科询问敌军情况，同时答应把他和诺维科夫的通话内容报告司令。
在这之后，诺维科夫和友邻部队步兵军军长莫洛科夫进行了联系。莫洛科夫是一个粗暴的、爱发火的人，总是怀疑友邻部队向方面军司令提供对他不利的情报。他们吵过嘴，甚至还骂过娘，虽然不是直接骂个人，骂的是坦克与步兵之间的脱节越来越厉害。
诺维科夫又打电话给左面的友邻部队炮兵师师长。
炮兵师师长说，没有方面军的命令，他不能再向前推进。
诺维科夫明白他的意图：这位炮兵师长不愿意只起辅助作用，只是保证坦克“射门”，他自己也想“射门”。
诺维科夫和炮兵师长通话刚刚结束，参谋长便走了进来。诺维科夫从来没见过涅乌多布诺夫这样性急，这样慌乱。
“上校同志，”他说，“空军集团军参谋长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准备把支援我们的飞机转移到方面军的左翼。”
“这是怎么啦，他们害了神经病，还是怎的？”诺维科夫叫道。
“这事儿很简单嘛，”涅乌多布诺夫说，“有人不希望我们首先进入乌克兰。希望因为这件事得到苏沃洛夫勋章和赫梅利尼茨基勋章的人多得很。没有空军掩护我军就只能停止前进了。”
“我马上给司令打电话。”诺维科夫说。
但是给司令的电话没有打成，因为叶廖缅科上托尔布欣的集团军里去了。诺维科夫又给副司令打电话，副司令不愿意做出任何决定。他只是对诺维科夫为什么没有下部队去表示惊讶。
诺维科夫对副司令说：
“中将同志，我军是方面军各部中西进最远的，不经过协商，就这样撤除对我军的空中掩护，这算怎么一回事儿？”
副司令很恼火地对他说：
“司令部更知道怎样利用空军，参加进攻战的不是你们一个军。”
诺维科夫不客气地说：
“要是坦克受到空中轰击，我怎么对坦克手们说呢？我拿什么掩护他们呢，拿方面军的指示吗？”
副司令这一次没有发火，倒是用和解的口吻说：
“您下部队去吧，我把情况报告给司令。”
诺维科夫刚刚放下话筒，格特马诺夫走了进来。他已经穿起大衣，戴起皮帽。一看到诺维科夫，就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气把两手一摊。
“诺维科夫同志，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他婉转而亲切地说：
“后勤部队落后了。可是后勤部队副司令对我说，不能让坦克去和受伤、生病的德国人追着玩儿，浪费紧缺的汽油。”
他带着幽默的神气看了看诺维科夫：
“真的，我们又不是共产囯际的分部，我们是坦克军。”
“这和共产国际有什么关系？”诺维科夫问道。
“您走吧，走吧，上校同志，”涅乌多布诺夫用恳求的口气说，“时间很宝贵。我保证尽一切可能和方面军司令部谈谈。”
自从那天夜里达林斯基说过那番话之后，诺维科夫就一直在注视这位参谋长的脸，注意他的动作、声音。每当涅乌多布诺夫拿起羹匙，拿叉子叉腌黄瓜的时候，拿电话筒的时候，拿红铅笔、拿火柴的时候，他心里都在想：
“难道就是这只手打掉达林斯基的牙？”
但是现在诺维科夫没有看涅乌多布诺夫。诺维科夫从来不曾看到涅乌多布诺夫这样亲热、这样惶惶不安，甚至这样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