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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对诗的认识方面，只知道有涅克拉索夫，却不知后来又出了布洛克，出了曼德尔施塔姆，出了赫列布尼科夫。”
“曼德尔施塔姆我不了解，”德列林格说，“可是赫列布尼科夫不过是颓废、堕落。”
“去您的吧！”鲍戈列耶夫第一次十分激烈地大声说。“我讨厌透了您那普列汉诺夫的老一套说教。在咱们这房间里，你们是不同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对诗歌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诗是怎么一回事儿。”
说来很奇怪。克雷莫夫一想到，在看守人员的眼里，不论值夜班的、值日班的人员眼里，他这个布尔什维克、这位政委竟和坏老头子德列林格没有任何不同，他就特别不痛快。
所以现在，他这个一向反对象征派、颓废派、一生喜欢涅克拉索夫的人，宁愿在争论中支持鲍戈列耶夫了。
如果皮包骨的老头子说起叶若夫的坏话，他也会信心十足地代为辩护的，会说枪毙布哈林是正确的，妻子不揭发丈夫被流放也是正确的。可怕的判决、可怕的审讯都是正确的。
可是皮包骨的老头子没有说。
这时候一名看守走进来，带德列林格去厕所。
卡茨涅林鲍肯对克雷莫夫说：
“我和他两个人在这房间里过了五天。他一句话也不说。我对他说，两个犹太人，都上了年纪，在卢比扬卡附近的村子里一块儿过了好几个晚上，一句话也不说，实在好笑。不行！他就是不说话！为什么不睬人？他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说话？是有血海深仇还是夜里在拉克鲍伊麦拉赫杀了神甫？他要怎样？真是一个老小孩儿。”
“是敌人。”克雷莫夫说。
显然大个子肃反工作人员对德列林格非常感兴趣。
“您要知道，他的罪行很重！”他说。“不可思议！他已经在劳改营里待了很多年，前面还有棺材等着他，可是他毫不在乎。我真羡慕他！来提审他，喊：谁是‘德’？他像树桩一样，就是不作声。直到喊他的姓，他才答应。领导人来到囚室里，打死他，他也不站起来。”
等到德列林格上厕所回来，克雷莫夫对卡茨涅林鲍肯说：
“在历史法庭面前，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你我虽然在这里面，还是要痛恨共产主义的敌人。”
德列林格带着好笑和好奇的神气看了看克雷莫夫。
“什么历史法庭，”他没有对着任何人，只是说，“这是历史性的迫害！”
卡茨涅林鲍肯羡慕德列林格的刚强也是枉然。他的刚强已经不是人的刚强。是一种盲目的、非人的狂热用自己的化学热在燃烧空虚而冷漠的心。
俄罗斯的轰轰烈烈的战争、和战争有关的一切大事都很少触动他，他不问前方的战事，也不问斯大林格勒的情形。他不知道新兴的城市，也不知道大力发展的工业。他过的已经不是人的生活，而是在独自下一局没完没了的、抽象的狱中棋。
克雷莫夫倒是对卡茨涅林鲍肯很感兴趣。克雷莫夫感觉出来、看出来，卡茨涅林鲍肯很聪明。他说笑，打诨，瞎扯，但他的眼睛却是深沉的、懒懒的、疲惫的。见过世面、厌倦了人生而不怕死的人的眼睛往往是这样的。
有一次谈起在北冰洋沿岸建筑铁路，他对克雷莫夫说：
“这计划是非常美好的。”
接着又说：
“不过，要实现这一计划，得付出上万人的生命。”
“是有些可怕。”克雷莫夫说。
卡茨涅林鲍肯耸了耸肩膀，说：
“您要是看看劳改队怎样去上工就好啦。全都像死人一般沉默着。头顶上是绿的和蓝的北极光，四周围都是冰雪，黑沉沉的北冰洋在怒吼。在这儿也可以看到强大的力量。”
他劝克雷莫夫说：
“应该帮助侦讯员，他是新干部，很难完成任务……如果帮助他，给他指示，那也是帮助自己，免得一次一次的提审。结果反正一样：专门会议会作出早就作出的决定。”
克雷莫夫正要和他争论，他又说：
“个人清白—是中世纪残余，是神话。托尔斯泰说，世界上没有有罪的人。我们肃反工作人员却得出最严密的结论：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能判罪的人。逮捕证写的是谁，谁就有罪。在逮捕证上写谁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上逮捕证。给别人写逮捕证写了一辈子的人也可以，摩尔人已经把事情干完，摩尔人可以走了 [1] 嘛。”
他认识克雷莫夫的很多朋友，有些是在一九三七年经他审讯时认识的。他说起经他审讯的人，既不痛恨，也不抱愧，使人觉得有些奇怪，他说：“这人很有意思，”“真是怪人，”“这人挺讨人喜欢。”
他常常提到法朗士，提到《阿巴纳斯随想录》，喜欢引用巴别尔笔下别尼亚·克里克的话。他说起大剧院的歌舞演员，都亲切地叫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他搜集了不少珍本古书。他说了说他在被捕前不久搜集到的一部拉季谢夫文选有多么珍贵。
“要是能把我搜集到的书交给列宁图书馆，那就好了，”他说，“要不然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