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感觉。
“点的轨迹。”他在按指印儿的时候，这样想道。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想，虽然正是这个念头表达了他的新的感觉。
所以产生新的感觉，是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如果他要喝水，会让他喝个够，如果他心脏病发作，突然跌倒在地，也会有医生给他打针抢救。可是他已经不是克雷莫夫，他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他还不理解这一点。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克雷莫夫同志，不能像原来那样穿衣，吃饭，买票看电影，思考，睡觉，总是感觉自己就是自己。克雷莫夫同志本来和所有的人都不同，心灵不同，思想不同，革命前的党龄不同，刊登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与众不同，各种各样的习惯与众不同，气派与众不同，和共青团员或区委书记、工人、老党员、老朋友、求助者谈话的语调也不同。如今他的身体像人的身体，行动和思维像人的行动和思维，但是克雷莫夫同志作为人的实质、他的尊严、他的自由全消失了。
把他押进一间囚室。囚室长方形，光溜溜的镶木地板，有四张床，铺得平平展展，被子连褶都没有，他顿时感觉出来：三个人用人的好奇的目光看着这第四个人。
他们是人，至于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不知道，他们对他敌视还是漠视，他不知道，但是他们对他的好态度、坏态度、冷漠态度，都是人对人的态度。
他坐到给他指定的床上，那三个人坐在床上，膝头放着打开的书本，都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他似乎已经失去的美好、可贵的感觉又回来了。
有一个人大块头，宽额头，凸凸的脸，低低的肥厚的额头上面是密密的鬈发，白了的和没有白的，像贝多芬那样蓬乱。
另一个是老头子，两手像纸一样白，光秃的头顶和脸部显得骨骨棱棱的，就好像雕在金属上的浅浮雕，似乎他的血管里流的是雪，不是血。
还有一个和克雷莫夫坐在一张床上，模样很和蔼，因为刚刚摘下眼镜，鼻梁上还带着红红的印子，这人又可怜，又善良。他用手指了指头，微微笑了笑，摇了摇头，克雷莫夫便懂了：看守的士兵在小孔里看着呢，不能说话。
头发蓬乱的人第一个开口说话。
“好吧，”他慵懒然而很和善地说，“我就代表大家欢迎部队来的人。敬爱的同志，您是从哪儿来的？”
克雷莫夫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从斯大林格勒。”
“噢，看到英勇保卫战的参加者，真是高兴。欢迎光临寒舍。”
“您抽烟吗？”白脸老头子很快地问道。
“我抽烟。”克雷莫夫回答说。
老头子点了点头，就低下头看书。
这时和克雷莫夫坐在一起的近视的人说：
“是这样的：我没有给同志们创造方便，我说我不抽烟，就不发给我。”
他问道：
“您离开斯大林格勒很久了吗？”
“今天早晨还在那里。”
“哦……哦……”那个大个子说。“乘飞机来的吗？”
“是的。”克雷莫夫回答说。
“您说说，斯大林格勒怎么样？我们没有订到报纸。”
“您想吃饭，是吗？”和善而近视的人问道。“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
“我不想吃。”克雷莫夫说。“德国人拿不下斯大林格勒。现在这已经很清楚了。”
“我一直相信这一点。”大个子说。
老头子砰的一声把书合上，向克雷莫夫问道：
“看样子，您是共产党员吧？”
“是的，是党员。”
“小声，小声，只能用小声说话。”和善而近视的人说。
“说到党员身份也要用小声。”大个子说。
克雷莫夫觉得他的面孔很熟悉，他忽然想起这个人：这是莫斯科有名的报幕员。当年克雷莫夫带妻子上圆柱大厅参加音乐会，看到他在舞台上。现在却在这儿见面了。
这时候门开了，看守的士兵往里面看了看，问：
“谁是‘卡’，跟我走！”
大个子回答说：
“我是卡，卡茨涅林鲍肯。”
他站起来，用手指头梳了梳乱蓬蓬的头发，便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
“这是提审他。”近视的邻床犯人说。
“为什么说‘卡’？”
“这是规矩。前天看守来喊他，就说‘谁是卡茨涅林鲍肯？就叫卡’。真好笑。真怪。”
“是啊，我们都笑了。”老头子说。
“你这个老会计，因为什么也到这儿来啦？”克雷莫夫在心里说。“我也要叫‘克’了。”
犯人们开始睡了，可是强烈的光依然亮着。克雷莫夫觉得有人在小孔里注视着他卷裹脚布，往上提长衬裤，挠胸膛。这是一种专用的灯光，不是为囚室里的人照亮，而是为了能看清他们的活动。如果在黑暗中观察他们更方便的话，就让他们待在黑暗中了。
老会计脸朝墙躺着。克雷莫夫和邻床的近视的人在小声说话，谁也不看谁，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