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有一个人说：
“这是盖尔曼，有名的内科医生。”
有一个脱得精光的年轻女人，拉着一个穿白裤衩的厚嘴唇小姑娘的手，高声大叫着：
“要杀咱们啦，要杀咱们啦，要杀咱们啦！”
“别嚷嚷，别嚷嚷，你们别叫这个疯女人嚷嚷。”穿工作服的女人说。她们回头看看，看不到押解队了。耳朵和眼睛在幽暗和寂静中得到休息。脱去被污垢和汗水浸得像木头一样硬邦邦的衣服，脱去快要腐烂的袜子和包脚布，有多快活啊，好几个月没尝到这种快活滋味了。穿工作服的几个女人剪完头发，走了，人们更自由地舒了一口气。有些人打起盹儿，有些人在衣缝儿里逮虱子，有些人在小声说话儿。有一个人说：
“可惜没有扑克牌，要不然咱们可以来捉捉傻瓜。”
可是这时候监督队队长一面吸着香烟，拿起电话筒，仓库管理员便把一个个像果酱罐子一样的贴了红色标签的罐子装上带马达的小车，坐在办公室里的特别科值班人员看着墙上：红色信号灯就要亮了。
“起立！”
脱衣间各个角落里忽然响起口令声。
一排排板凳的两头都站着穿黑制服的德国人。人们走进一条宽阔的走廊，走廊的顶上嵌着一盏盏不太明亮的电灯，电灯都用厚厚的椭圆形玻璃罩护着。在这儿可以看出吞吸着人流的、缓缓弯曲的混凝土的肌肉力量。很静，只有光着脚走路的人们沙沙的脚步声。
在战前有一次索菲亚对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说：“如果一个人注定了被另一个人杀死，那么，看着他们怎样渐渐碰到一起，是很有意思的。起初他们也许离得非常远，比如，我在帕米尔高原上采杜鹃花，我走我的路，将来要杀死我的人这时候却在八千俄里之外，放学之后在小河里逮鲈鱼。我要去参加音乐会，他这一天却在车站买票，要上姑娘家去。不过反正早晚我们会碰到一起，就要出事了。”现在索菲亚想起了那一番很奇怪的话。她看了看廊道的顶：头上有这样厚的混凝土，她再也听不见沉雷，看不见暴雨了……她光着脚朝廊道的弯曲处走着，廊道也无声无息地、亲切地迎着她漂流过来；自然而然地移动着，没有强制，就好像迷迷糊糊地滑动，就好像从里到外都抹了甘油，所以都在自然而然地滑动。
密闭室的大门突然渐渐打开了。人流慢慢地滑动着。有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太婆，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年，在脱衣服的时候分开了，现在又走在一起了。钳工的妻子抱着醒了的孩子，妈妈和儿子都朝人群头顶上看着，不是想看看空间，是想看看时间。内科医生的脸闪了一下，旁边又闪过善良的穆霞·鲍里索芙娜的眼睛，又闪过列维卡·布赫曼的恐惧的目光。再就是柳霞·什捷林塔尔，真无法掩盖、无法减弱她那青春的眼睛、轻轻呼吸的鼻孔、脖子、半张着的嘴唇的美，旁边走着的便是嘴巴又发青又干瘪的拉比杜斯老头子。索菲亚又紧紧搂住达维德的肩膀。这种对人的柔情在她心中还从来不曾有过。
走在旁边的列维卡叫了起来。她的叫声极其可怕，这是一个人面临死亡时的叫声。
在毒气室门口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段引水管。他穿的是带拉链的棕色短袖衬衫。列维卡·布赫曼就是看到他那隐隐约约的孩子般狂喜的狞笑，才这样可怕地叫起来。
那人的一双眼睛在索菲亚的脸上扫了一下：就是他，终于见面了！
她觉得，她的手指头应该扼住从敞开的领子里伸出来的那根脖子。但是那个狞笑的人又快又利落地扬了一下棒子。她在钟声与玻璃响声中听到那人在喊：
“狗崽子们，别磨蹭了！”
她硬撑着没有跌倒，并且迈着沉甸甸的步子和达维德一起慢慢跨过铁门坎。
四十九
达维德用手摸了摸钢门框，觉得冷冰冰的。他在这钢镜子里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淡灰色的点儿，那是他的脸。他的光脚丫感觉到，这厅里的地面比廊道里的地面要凉些，因为不久前才冲洗过。
他迈着小小的步子，在这个矮顶的混凝土大箱子里慢慢走着。他看不到灯，但是这厅里有灰灰的亮光，就好像阳光透过混凝土盖顶射了进来，这冷冷的亮光似乎不是为活人照亮的。
人们原来在一起的，现在散开了，彼此看不见了。闪过柳霞·什捷林塔尔的脸。在火车上达维德每看到她，总有一种迷恋的感觉，又甜蜜，又惆怅。但是过了一会儿，在柳霞原来的地方却出现了一个不露脖子的矮个子女人。接着这地方又出现了一个蓝眼睛白头发的老头儿。马上又出现了一个年轻男子睁得大大的、呆滞不动的眼睛。
这种移动不是人类的活动。也不是低等生物的活动。既无用心，也无目的，表现不出活人的意志。人流朝大厅里流动着，正要进来的人推挤着已经进来的人，这些人推挤着那些人，从无数胳膊肘、肩膀、肚子的小的推挤中产生了运动，这种运动和生物学家布朗发现的分子运动没有任何区别。达维德觉得，有人带他走，他就应该走。他走到墙边，先是膝盖、然后是胸膛碰到了冷冰冰的墙，再也没有路了。索菲亚靠在墙上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