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的邻居、同行，还是和他一起喝酒、吃熏鱼、打牌的朋友，从来没有谁认为他不好。他也认为，他和茹琴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有时他觉得，他和茹琴科之间的区别是微不足道的；干的反正都是一样的事情，至于怀着什么心情去干，一个高兴，一个不高兴，又有什么要紧？
可是他却不知道，茹琴科使他惶惶不安，不是因为茹琴科的罪恶最大。他所以觉得茹琴科可怕，是因为茹琴科的天生的、可怕的变态在为他的行为辩护。而赫麦尔科夫却不是变态人，他是正常的人。
他模模糊糊地懂得，在法西斯时期，对于一个还想做人的人来说，比活命更容易做到的选择—就是死。
四十四
工程主任兼监督队长卡里特卢夫特要求调度总站每天晚上把第二天火车到达的时间报上来。卡里特卢夫特可以事先向手下的工作人员布置工作，把车厢的总数、运到的人数告诉他们；另外，还要根据从哪一国来的火车，就调哪一国的战俘前来协助执行—有剃头的，有带路的，有卸人的。
卡里特卢夫特·￥作认真。他不喝酒，看到下属喝醉了，他也不生气。只有一次大家看到他很快活、很兴奋；那一天他要回家过复活节，已经坐上汽车，他把党卫军上尉加恩叫到跟前，把女儿的相片给他看，那女孩大脸盘，大眼睛，长得很像父亲。
卡里特卢夫特很喜欢工作，不愿意白白浪费时间。晚饭后他不上俱乐部，不打牌，也不看电影。过圣诞节的时候，在监督队里举行了枞树晚会，有业余合唱队演出，吃晚饭的时候无偿地发给每两个人一瓶法国白兰地。卡里特卢夫特来俱乐部待了半个小时，大家都看到他的手指头上还有新鲜的墨水痕迹，说明他在圣诞节晚上还在工作。
过去他住在乡下父母的房子里，看来，他的一生就要在这座房子里度过了，因为他喜欢乡下的安静，不怕干活儿。他想振兴父亲的家业，不过他认为，不论他养猪和做大头菜、小麦买卖赚多少钱，他一辈子都要住在父亲又舒适又安静的房子里。可是人生多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上了前线，走上命运为他铺好的道路。似乎命运决定了他从一个农村小伙子成为士兵，又从战壕进入司令部警卫队，又从办公室到副官处，从帝国保安总部到集中营管理处，最后，在杀人营里担任了监督队队长。
如果卡里特卢夫特将来到天国受审，他会为自己的灵魂辩护，会理直气壮地对审判官说，是命运把他推上刽子手的道路，杀了五十九万人。他面对着强大的力量，面对着世界大战、巨大的民族运动、不可违抗的党国的暴力，又有什么办法呢？谁又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他是一个人，他本来可以在父母的房子里住下去的。不是要走这条路，是推着他走，不是他愿意走，是牵着他走，他就像一个小小的孩子，命运牵着他的手走路。他派去工作的人和派他来工作的人如果面对天国审判官，也会这样或者大致这样为自己辩护。
卡里特卢夫特不需在天国为自己的灵魂辩护。所以上帝也不需要向卡里特卢夫特证实世界上没有罪人。
有天国的审判，有国家与社会的审判，但是还有最高审判，那就是罪犯对罪犯的审判。有罪的人掂量了极权制国家的威力，知道国家是无比强大的。这种可怕的力量用宣传、饥饿、孤苦、集中营、死的威胁、落魄和屈辱把人的意志束缚住。但是，一个人在贫困、饥饿、集中营和死亡的威胁下走的每一步，在受制约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个人的不受约束的意志。在这位监督队长走过的道路上，从乡村到战壕，从党外的平民到自觉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到处都有他的意志的痕迹。命运带着人走什么路，一个人跟着走，是因为他愿意；他也可以不愿意。命运带领着一个人，这个人会成为毁灭性力量的工具，但是他可以从中捞到便宜，而不是吃亏。他知道这一点，于是他便去捞便宜；可怕的命运和人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二者走的道路是一条。
不是无罪和慈悲的天国审判官，不是英明的、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准绳的国家最高审判庭，不是圣人，不是教士，而是可怜的、受到法西斯压迫的肮脏而有罪的人，亲身体验过极权制国家的恐怖政策的人，自己已经倒下过、已经弯下腰、畏畏缩缩、低三下四的人，这样的人在宣布判决。
他会说：
“在可怕的世界上，罪人是有的！我就有罪！”
四十五
行程的最后一天到了。一节节车厢哐啷哐啷，制动器发出刺耳的吱嘎声，然后静了下来，响起门闩的叮当声，响起口令声：
“全体下车！”
人们纷纷走出来，来到新雨后潮漉漉的站台上。
一张张熟悉的脸，出了黑暗的车厢，显得多么奇怪啊！
大衣和头巾比人的变化要小些；女褂和连衫裙使人想起当初在里面穿衣的房间和对着试衣服的镜子。
出了车厢的人挤成一堆一堆的，紧紧地靠在一起，就有一种习惯的、可以使人放心的气氛；在熟悉的气味、熟悉的热气和熟悉的痛苦的脸上和眼睛里，在从四十二节货车车厢里走出来、紧紧靠在一起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