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创造的这些数字还是使人觉得震惊。克雷莫夫经常嘲笑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嘲笑叶尼娅和维克托·施特鲁姆一听到富农分子在集体化时期遭殃就唉声叹气。他常常对叶尼娅说起一九三七年的事：
“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
现在他很想说说，消灭白党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歹徒，以及消灭富农，他一向不手软，他对革命的敌人从没有任何恻隐之心，不过，在消灭法西斯的同时，把许多德国工人打死，不应该感到高兴。听着狙击手们的话，还是感到可怕，虽然他们都知道他们干这些事为的是什么。
扎伊采夫说起他很多天以来在马马耶夫冈脚下同一名德国狙击手的较量。德国狙击手知道扎伊采夫在注视着他，他也在注视着扎伊采夫。他们的本领大致相当，谁也没有打到谁。
“昨天他打倒了我们三个人，我坐在小棚子里，一枪也没有发，他最后一枪打出来，打中了，一名弟兄把胳膊一伸，侧着身子倒下了。他们那边走出来一个兵，手里拿着一摞纸，我坐着，看着……我明白，他知道这儿有狙击手，一定会打死他们那个兵，可是那个兵走过去了。我知道，他看不到他打倒的那个战士，他很想看一看。静了一阵子。又有一个德国佬提着水桶跑过去，我还是没有动。又过了十几分钟，他慢慢欠起身来，站了起来。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扎伊采夫沉浸在当时的情景中，在桌子旁边霍地站了起来，在他脸上闪现过的一种特别的、刚强的表情，现在成了他的唯一的、主要的表情，他已经不是一个和善的大鼻子小伙子，在他那鼓起的鼻孔、宽宽的额头、充满凌厉逼人的必胜神情的眼睛中，有一股狮子般的强硬而凶狠的杀气。
“他认出我来，明白了。我也开枪了。”
有一阵子鸦雀无声。昨天响过那一枪之后大概就是这样寂静，而且似乎听到了那个德国狙击兵倒下去的响声。巴秋克忽然朝克雷莫夫转过脸来，问：
“怎么样，感兴趣吗？”
“很好。”克雷莫夫只是回答了一声，再也没有说什么。
克雷莫夫留在巴秋克的掩蔽所里过夜。巴秋克咕哝着嘴巴，数着心脏病药水的滴数往杯子里倒，然后又往杯子里倒水。
他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对克雷莫夫说师里的事情，不是说战斗情况，说的是各种各样生活中的事。
克雷莫夫觉得，巴秋克说的一切，都和战争一开始巴秋克遭遇的那件事有关系，他的思想一直牵挂着那件事。
自从克雷莫夫来到斯大林格勒，就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他觉得自己进入一块非党的天地里。有时恰恰相反，他觉得呼吸到了革命初期的空气。
克雷莫夫忽然问道：
“中校同志，您入党很久了吧？”
巴秋克说：
“怎么，政委同志，您觉得我掌握的路线不对头吗？”
克雷莫夫没有立即回答。他对这位师长说：
“您要知道，我是个还算不错的党的报告员，常常在工人大会上作报告。可是在这儿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是别人在开导我，不是我开导别人。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是的，这就是谁掌握着路线，谁被路线掌握着。我本来想加入你们的狙击手们的谈话，进行一点纠正。可是后来我想，圣人面前夸学问，自讨没趣儿。不过说实在的，我没有插嘴，也不光是因为这一点。政治部就是要报告员使士兵们认识到，红军是复仇的军队。可是我却要从无产阶级立场谈什么国际主义。主要的是鼓起群众的愤怒来反对敌人嘛！要不然就会像童话里说的那个糊涂蛋一样：本来是来参加婚礼的，却念起追荐亡灵的经文……”
他想了想，又说：
“而且也是习惯……党一般都是鼓起群众的仇恨和愤怒，使他们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在我们的事业中用不着基督式的人道主义。我们苏维埃的人道主义是严酷无情的……我们不讲客气……”
他想了想，又说：
“当然，我指的不是毫无根据就要把您枪毙那样的事。在一九三七年也常常有杀自己人的事，这些事是我们的不幸。现在德国人侵入工人和农民的国家，那就来吧！战争毕竟是战争！他们是罪有应得。”
克雷莫夫等待巴秋克说话，可是巴秋克没有作声，不是因为他听了克雷莫夫的话感到无法回答，是他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