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打了一拳。古宾科夫是个很固执的人，同志们说他“原则性强得可怕”。
格特马诺夫手下的办事人员一提到这位固执的大尉，就用责备的口气说：
“这家伙把我们政委气坏啦。”
格特马诺夫对那些经历过战争初期艰难日子的人毫无敬意。有一次他谈起诺维科夫很器重的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说：
“我要打掉他一九四一年那一套！”
诺维科夫没有作声，虽然他很喜欢和马卡罗夫谈论战争初期那些可怕而又吸引人的日子。
格特马诺夫的见解之大胆、尖刻，似乎恰恰是涅乌多布诺夫的对立面。这两个人尽管非常不相像，但因为也有某种永远一致的地方，所以团结得很好。
诺维科夫看到涅乌多布诺夫不露表情然而凝神注视的目光，听到他圆滑的措辞和总是平心静气的语调，就感到纳闷。
可是格特马诺夫却哈哈笑着说：
“我们很幸运，德国佬一年来对庄稼汉造的孽，比共产党二十五年来造的孽还多。”
有时忽然冷笑着说：
“没说的，咱们的老爷子就喜欢让人说他英明伟大。”
这种大胆并不能感染别人，倒是会引起别人担心。
战前格特马诺夫领导一个州，常常就耐火砖的生产问题和煤炭研究院分院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作报告，常常谈本市面包工厂的生产质量，谈刊登在地方丛刊上的小说《蔚蓝色的火》中的谬误，谈车辆的修理问题，谈州商业局货栈商品的仓储管理水平低下，谈集体农庄养禽场流行的鸡瘟。
现在他又很有把握地在谈燃料的质量、发动机损耗率、坦克战战术、坦克与步兵和炮兵协同进攻敌方永久性防御工事、行军时的坦克、战场救护、密码电报、坦克手的作战心理、每个坦克组内部和坦克组关系的特点、坦克的抢救与大修、受损的坦克如何从战场上转移。
有一天，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来到法托夫大尉的营里，在获得全军射击第一名的一辆坦克旁边站了下来。这辆坦克的坦克手在回答首长的问题的时候，轻轻地用手掌在坦克的装甲钢板上抚摩着。格特马诺夫问坦克手，得到第一名是不是很难。这名坦克手一下子就来了精神，说：
“不，没什么难的。我太喜欢它了。我从乡下一进学校，一看到坦克，就喜欢得不得了。”
“一见钟情嘛。”格特马诺夫说着，笑了起来。在他的宽厚的笑中，似乎有不赞成小伙子对坦克这种可笑的爱的意味。
诺维科夫此刻觉得自己也有这个短处，因为他爱坦克也爱得不高明。不过他并不想跟格特马诺夫谈谈这种不高明的爱的水平，而且，当格特马诺夫换成严肃的神气，用教导的口吻对坦克手说“好样儿的，爱坦克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正因为你爱自己的坦克，所以才取得成就”的时候，诺维科夫用嘲笑的口吻说：
“实际上，坦克有什么可爱的？坦克是很大的目标，打坦克比什么都容易，响声比什么都大，自己暴露自己，驾坦克的人能叫坦克响声震昏。开起来颠簸得厉害，既不能好好地观测，又不能好好地瞄准。”
格特马诺夫当时微微一笑，看了看诺维科夫。这会儿，格特马诺夫一面斟酒，一面也微微一笑，看了一眼诺维科夫，说：
“咱们的路线要经过古比雪夫。咱们的军长可以有机会和什么人见见面啦。咱们来干一杯，祝贺这次相会。”
“拿我开心，岂有此理！”诺维科夫在心里说。他觉得自己的脸像小孩子那样通红通红的了。
战争开始的时候，涅乌多布诺夫正在国外。只是在一九四二年初回莫斯科，到国防人民委员部报到以后，他才看到莫斯科河南岸的街垒和防坦克菱形拒马，听到空袭警报的笛声。
涅乌多布诺夫和格特马诺夫一样，从来不向诺维科夫询问有关战争的事情，也许是怕暴露自己在军事上的无知。
诺维科夫思索着这位军参谋长的一生，一直想弄清他是凭什么资格成为将军的。涅乌多布诺夫的生平在履历表里反映得清清楚楚，就像映照在塘水里的小白桦树。
涅乌多布诺夫的年纪比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都大。在一九一六年因为参加布尔什维克小组就进了沙皇的监狱。
国内战争以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在政治保卫总局 [55] 工作过一个时期，后来在边防军工作，又被送到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期间担任年级党组织书记……后来又在党中央军事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作。
战前他两次出国。他是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属于特别登记的人员，以前诺维科夫不十分明白这有什么意义，不明白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与众不同，有什么了不起。
从申报军衔到得到军衔，一般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涅乌多布诺夫的军衔从申报到批准却快得出奇，好像国防人民委员部就等着批他的申报材料呢。履历表具有很奇怪的特点：它能说明人的一生中所有的秘密，说明成功与失意的原因，可是，过了一阵子，在新的情况下，结果却什么也不能说明了，相反，倒是掩盖了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