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纠正她，用高亢的声音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好战士，好朋友！”
他又动了感情，嘟哝起来：“好战士，好朋友，好战士，好朋友……”
后来将军憋住泪水，又厉声问：
“你打的是什么？”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好战士，好朋友。”女打字员说。
克雷莫夫明白了，不必急着见他了。
此刻院子里的火光很不明亮，照不清道路，倒是把道路弄得混乱了，似乎这火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也许是大地本身在燃烧—这低低的火焰是这样潮湿，这样沉重。他们走到发电站站长的地下指挥所跟前。落在不远处的炸弹炸起一座座高高的土丘，隐隐约约有一条还没有踩实的小路通向指挥所入口。门卫小伙子说：“您来得很巧，今天过节。”
克雷莫夫心里想，他想说的话不能当着别人的面对斯皮里多诺夫说，不能当着别人的面问。他让门卫小伙子把站长叫到外面来，就说方面军司令部有一个政委来了。等到剩下他一个人，他激动起来，怎么也镇定不下来。
“这是怎么了？”他在心里说。“我以为已经断了呢。难道战争也不能把感情冲干净？我这是干什么？”
“走吧，走吧，走吧，快走，要不然就完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但是没有力气走，没有力气离开。
斯皮里多诺夫从地下指挥所走了出来。
“同志，有何事见教？”他用不高兴的口气说。
克雷莫夫问道：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不认识我啦？”
斯皮里多诺夫忐忑不安地说：
“这是谁呀？”
他盯着克雷莫夫的脸，忽然叫了起来：
“尼古拉，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
他使出猛劲儿用双臂搂住克雷莫夫的脖子。
“尼古拉，我的好兄弟。”他说着，鼻子酸了。
这次在瓦砾堆中的见面使克雷莫夫十分感动。他感觉到斯皮里多诺夫在哭。还是那样，还是那样……他从斯皮里多诺夫的信任和高兴中感觉出自己和叶尼娅一家的亲近，又在这种亲近中重新衡量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为什么，为什么她要走，为什么带给他这样大的痛苦？她怎么能这样做？
斯皮里多诺夫说：
“都是战争，战争毁了我的一切。我的玛露霞死了。”
他说起薇拉，说她在几天以前终于离开发电站，上伏尔加左岸去了。他说：
“她真是个傻孩子。”
“她丈夫在哪儿？”克雷莫夫问道。
“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他是一个歼击机飞行员。”
克雷莫夫再也憋不住，问道：
“叶尼娅怎么样，还活着吗，在哪儿？”
“活着，不是在古比雪夫，就是在喀山。”
他看着克雷莫夫，又说：
“这可是最要紧的：活着！”
“是的，是的，当然，这是最要紧的。”克雷莫夫说。
可是他以前就不知道什么是最要紧的。他只知道自己心里还非常痛苦。他知道，和叶尼娅有关的一切，都会引起他的痛苦。不论他听说她心情愉快，无牵无挂，不论他听说她心情痛苦，遭遇不幸，他都一样难受。
斯皮里多诺夫说了说弗拉基米罗芙娜的情形，又说了说谢廖沙的情形、柳德米拉的情形，克雷莫夫只是不住地点头，小声嘟哝着说：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尼古拉，咱们走，”斯皮里多诺夫说，“上我家里去。我现在没有别的家了。就这儿是我的家。”
油灯的亮光照不亮摆满了床铺、橱柜、电话机、玻璃瓶和一袋袋面粉的地下指挥所。在贴墙的板凳、床铺、箱子上坐的都是人。在窒闷的空气中回响着嗡嗡的说话声。
斯皮里多诺夫给各人的玻璃杯、茶缸、饭盒盖子里斟满酒精。大家都安静下来，用一种特别的目光注视着他。这种目光深沉而严肃，毫无担心的意味，只有信任：相信他的公正。
克雷莫夫打量着在座的人的脸，心里想：“最好格列科夫也在这儿。最好也给他斟一杯。”可是格列科夫已经饮完了他应该喝的酒。他不能在人世上再喝了。
斯皮里多诺夫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克雷莫夫心想：“这一下糟了，他要像普里亚欣那样发表长篇大论了。”
可是斯皮里多诺夫拿酒杯在空中画了一个“8”字形，说：
“来吧，伙计们，干杯。祝大家节日快乐。”
玻璃杯叮当响，铁茶缸叮当响，干杯的人哼哧着，还把头直摇晃。
这儿有各种各样的人，国家在战前把他们安插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聚在一起饮过酒，没有互相拍过肩膀，没有说：“喂，你听着，我来对你说说。”但是在这里，在炸毁的发电站和燃烧的土地下面，却产生了纯正的兄弟情谊，为了这种情谊不惜牺牲生命。担任夜间打更的一个白发老头子唱起一支古老的歌儿，在革命前察里津的一家法国工厂里，小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