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他穿着很不讲究，没有皮大衣和皮帽，为了保暖，棉祆外面罩上胶布披风，头上戴一顶油糊糊、皱巴巴的圆帽，去上班的时候把圆帽紧紧扣到耳朵上。
每次他到索科洛夫家来，总是呵着冻得发僵发红的手指头，羞怯地对坐在桌边的人笑着，维克托觉得，好像他不是房东，不是大工厂的大车间的主任，而是一个穷邻居，是寄人篱下的。
就如这天晚上，胡子拉碴、两腮瘪下去的阿尔捷列夫就站在门口，听马季亚罗夫在说话，看样子他是怕踩得地板吱咯响。
玛利亚在前往厨房的时候，走到他跟前，小声对着他的耳朵说了两句话。他吓得直摇头，看样子，是玛利亚请他吃饭。
马季亚罗夫说：
“昨天，有一位上校，是在此地养病的，他对我说，在前线党委会有人对他提出控告，他打了那个中尉一顿耳光。在国内战争时期可没有这样的事。”
“您自己说过，邵尔斯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人狠狠打了一顿嘛。”维克托说。
“这是下属打领导部门的人呀，”马季亚罗夫说，“这是不同的。”
“在我们厂里，”阿尔捷列夫说，“厂长对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称‘你’，可是如果你叫他‘舒尔约夫同志’，他就生气，必须喊他‘厂长’。前几天在车间里有一位老技术员得罪了他，他又骂娘又嚷嚷，说：‘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要不然我叫你滚，你就得滚你妈的。’那位老人家已经七十二岁了。”
“工会不说话吗？”索科洛夫问道。
“还说什么工会，”马季亚罗夫说，“工会号召做牺牲：战前准备迎接战争，战争时期一切为了前方，等战后工会又要号召消除战争后果。哪儿会关心老头子的事？”
玛利亚小声问索科洛夫：
“是不是该用茶了？”
“是的，是的，”索科洛夫说，“给我们弄茶来。”
“她动作多么轻悄呀。”维克托在心里说，一面漫不经心地看着玛利亚那瘦削的肩膀，看着她溜进半开着的厨房的门。
“唉，亲爱的同志们，”马季亚罗夫忽然说，“你们可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吗？但愿你们在战后和平的早晨，打开报纸，看不到欢呼的社论，看不到劳动者给伟大的斯大林的信，看不到炼钢工人为庆祝最高苏维埃选举加班加点的报导和美国劳动者在悲惨、失业和穷困中迎接新年的报导，你们猜，在报纸上能看到什么？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你们能想象这样的报纸吗？能提供信息的报纸！你们可以看到：库尔斯克州歉收，对布特尔监狱的制度进行了检查，对于开凿白海至波罗的海的运河正在进行争论，可以看到普通工人发表意见，反对发行新的公债。
“总而言之，你们可以知道国内发生的一切：知道丰收，也知道歉收；知道忘我劳动，也知道撬锁盗窃；知道矿井产量，也知道矿井事故；知道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分歧；还会看到因为厂长侮辱七十岁的老技术员而引起罢工的报导；可以读到丘吉尔和布吕姆的讲演，而不是他们‘似乎声称’的那一些；可以读到英国下议院辩论的报导；可以知道，昨天在莫斯科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被撞伤的人被送进外科医院。
“可以知道为什么没有荞麦米，而不是仅仅知道用飞机从塔什干往莫斯科运来了最早的草莓。如果要了解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分多少粮食，可以看报纸，不必问家里的保姆，不必等到她的侄女从乡下来莫斯科买粮食。是的，是的，尽管如此，苏联人还是苏联人。
“每个人都可以进书店，买书，依然做自己的苏联人，但是可以阅读美国、英国、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的作品。都可以自己分辨，他们哪些地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不要保姆，随意在街上行走。”
恰好在马季亚罗夫结束自己的长篇大论的时候，玛利亚端着茶具走了进来。索科洛夫忽然用拳头在桌上一擂，说：
“算啦！我恳切地、坚决地要求不要再谈这一类的事啦。”
玛利亚半张着嘴，看着丈夫。茶具在她手里叮当响起来，看样子，她的手发抖了。
“瞧，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取消了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只存在了一小会儿。好在玛利亚·伊凡诺芙娜没有听到这些造反的话。”维克托说。
“我们的制度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索科洛夫愤慨地说，“资产阶级民主过时啦。”
“不错，显示倒是显示了，”维克托说，“不过，芬兰的过时的资产阶级民主在一九四〇年与我们的集中制相遇，我们竟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不崇拜资产阶级民主，不过事实毕竟是事实。再说，老技术员的事究竟该怎样解释呢？”
维克托回头看了看，看到正在听他说话的玛利亚凝视的眼睛。
“问题不在芬兰，而在芬兰的冬天。”索科洛夫说。
“哎，算啦，彼得。”马季亚罗夫说。
“可以这样说，”维克托说，“在战争期间，苏维埃国家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也显示了自己的弱点。”
“什么样的弱点？”索科洛夫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