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便用更高的声音把话重说一遍。安德列耶夫就阴沉地说：“听见啦，听见啦，我没有聋。”就又不作声了。老伴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的生活反映在妻子的生活中，他遇到的好事、坏事，他的快活心情、悲伤心情都保存和反映在老伴的心中。
在狂轰滥炸，重磅炸弹到处爆炸的时候，安德列耶夫老汉望着发电站各车间之间冒起的一股股灰尘和硝烟，心里想：“我那老伴儿能看看就好啦……嘿，瞧，好家伙……”
可是这时候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觉得，被炸弹和炮弹炸坏的房屋残骸，被炸得坑坑洼洼的院子，一堆堆的黄土和扭七歪八的钢铁，着了火的油库那苦涩、潮湿的浓烟和黄黄的、火龙般的慢慢爬动的火焰—都是他的生命的表现，是他的残生的象征。
难道他当年曾经坐在明亮的房间里，吃早饭准备上班，妻子站在他身旁看着他：该不该为他添饭？是啊，他只有孤单单地死去了。他忽然想起年轻时候的她，胳膊晒得黑黑的，眼睛里洋溢着快活的神气。算啦，他也要死的，而且时间不远了。
有一天晚上，他踩着咯吱咯吱响的木头台阶，慢慢地走进斯皮里多诺夫的掩蔽所。斯皮里多诺夫看了看老头子的脸，说：
“老人家，身体不舒服吗？”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您还年轻，”安德列耶夫回答说，“您的力气小些，您要多保重。我的力气有的是，我一个人能走得到。”
这时候正在洗锅的薇拉没有立即明白老头子的意思，回头看了看他。
安德列耶夫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希望转换话题，就说：
“薇拉，您该走了，这儿又没有医院，只有坦克和飞机。”
她笑了笑，摊开湿漉漉的两只手。
斯皮里多诺夫很生气地说：
“就连一些不认识她的人都说这话。不论谁看到她，都说，应该转移到左岸去。昨天集团军军委委员来了，来到我们的掩蔽所里，看了看薇拉，什么也没说，可是等他坐上汽车，却骂起我来：您怎么，没做过父亲吗，是不是想让我们用装甲快艇把她送过河去？我能说什么呢：她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他说得很快、很流畅，就好像天天在争论同一个问题的一些人那样。安德列耶夫老头子望着早就绽了线的上衣袖子没有作声。
“在这儿简直收不到什么信。”斯皮里多诺夫又说。
“这算什么军邮。我们在这儿待了这么久，没收到过岳母、叶尼娅、柳德米拉一封信。托里亚在哪儿，谢廖沙在哪儿，谁又能知道？”
薇拉说：
“他老人家收到信啦。”
“他收到的是死讯。”
斯皮里多诺夫对自己的话感到害怕。他十分激动地说起来，一面用手指着掩蔽所矮矮的墙壁，指着遮住薇拉的床的布幔：
“瞧她在这儿是怎么住的，她总是姑娘，是女的，这儿天天有男子汉挤来挤去，白天是这样，晚上也是这样，时而是工作人员，时而是卫队，人挤得满满的，又嚷嚷，又抽烟。”
安德列耶夫说：
“您就可怜可怜快要生的孩子吧，在这儿孩子就完啦。”
斯皮里多诺夫对薇拉说：
“你想想看，万一德国人冲进来呢！那时候怎么办？”
薇拉没有作声。她自己相信，维克托罗夫会走进炸坏的发电站大门的，她会老远看到他穿着飞行服、软底靴，挎着图囊走来。
她常常走到公路上，看他是不是来了。乘车经过的战士们常常对她喊：
“喂，姑娘，你等谁呀？坐到我们车上来吧。”
她一时间也快活起来，就回答说：
“你们的汽车经不住人坐。”
在苏军飞机飞过的时候，她凝望着低低地飞行在发电站上空的一架架歼击机，似乎她就要认出维克托罗夫来了。
有一天，有一架歼击机在发电站上空飞过时摇了摇翅膀，薇拉就叫了起来，并且像一只失望的小鸟一样打着趔趄向前奔去，跌倒在地上。跌过这一跤之后，她的腰疼了好几夜。
月底，她看到在发电站上空进行的一场空战。这场空战不分胜负。苏军飞机进入云层中，德军飞机转过头朝西飞去。薇拉站着，望着没有了飞机的天空，她那瞪得老大的眼睛里还流露着极其紧张的神情，一名装配工从院子里走过，看见她这种神情，说：
“斯皮里多诺娃同志，您怎么啦，是不是受伤了？”
她相信，她就会在这儿，在发电站和维克托罗夫见面，但是她觉得，如果把这一点告诉爸爸，命运之神就会怪她沉不住气，不让他们见面了。有时候她这种信心十分强烈，以至于匆匆忙忙地烙起面粉加土豆粉饼子，匆匆忙忙地扫地，收拾东西，擦洗脏鞋……有时她和爸爸坐在一起，忽然侧耳倾听一阵子，说：“等一等，我出去一下子。”便披起大衣，从掩蔽所里走出去，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飞行员站在外面，是不是有人在问，怎样可以找到斯皮里多诺夫父女。
她一次也没有想过、一分钟也没有想过他会忘记她。她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