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排字工人在排一篇社论时，把斯大林同志的姓氏排错了一个字母，他没有校对出来，结果坐了七年牢。战前又以不守纪律为由，把他从科米自治共和国的劳改营转押到远东，那里属于湖泊区劳改营系统，是对外严格保密的劳改营。在那里和他住同一棚屋的有一个人姓沙波什尼科夫。
“一听他的话，我就知道那是米佳。他说：‘他躺在床铺上，老是吹口哨：小黄雀，斑海雀，你在哪儿……’米佳在被捕前上我这儿来，我问他什么，他总是笑笑，总是在吹口哨：‘小黄雀……’今天晚上那人就要搭载货汽车上莱舍沃去了，他的家在那儿。他说，米佳有病，是坏血病，心脏也不大好。还说，米佳不相信自己能获释。米佳跟他说过我，说过谢廖沙。米佳在厨房里干活儿，这被认为是上等的工作。”
“是啊，要干这种活儿，得上两次大学呢。”维克托说。
“这事儿可不能轻易相信，万一是派的人来暗地里试探呢？”柳德米拉说。
“谁需要试探一个老婆子？”
“不过，维克托是在很重要的单位里，自有人想知道他的情况。”
“算啦，柳德米拉，这是胡思乱想。”维克托生气地说。
“他为什么得到释放，他说了吗？”娜佳问道。
“他说的一切，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那里有许许多多人，我觉得，那是个不可理解的世界。他好像是从另一个国度来的。他们有自己的风俗，自己的中世纪和新世纪历史，自己的谚语……
“我问他为什么获释，他很吃惊，说‘您怎么不明白，给我定案啦’。我还是不懂。原来，放出来的都是些身体太弱、快要死的人。他们劳改营内部有这样的分类：有的是做苦力的，有的是糊涂虫，有的是看守的狗腿……我问，一九三七年有许多人被判十年没有通信自由，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他换过几十个劳改营，没遇到一个人是这样判的。那些人又到哪儿去了呢？他说，不知道，劳改营里反正没有。
“伐木，超期服刑，迁徙转移……他说得我直心疼。米佳也在那里面，那里有苦力、糊涂虫、狗腿……他还说到了自杀的方法：在科雷马沼地上，不吃东西，一连几天光是喝水，就这样死于水肿，他们把这叫做‘喝水’、‘开始喝水’，当然，心脏有毛病才用这种死法。”
她注意到维克托神情紧张而痛苦，女儿眉头紧皱。
她非常激动，觉得头很疼，嘴里发干，但她继续说下去：
“他说，在路上和军车里，比在劳改营里更可怕。刑事犯作威作福，剥衣服，抢吃的东西，拿政治犯的性命当赌注，输了就用刀杀人，被杀的人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命是别人的赌注。还有更可怕的：劳改营里刑事犯处处占据着领导地位，棚屋大组长、采伐队长都是刑事犯，政治犯丝毫无权，拿他们不当人看，刑事犯还管米佳叫‘法西斯分子’。”
弗拉基米罗芙娜放大了声音，像对着人群讲话一样说：
“后来，这个人又从米佳那个劳改营，转押到瑟克特夫卡尔。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央派了一个姓卡什科津的人到米佳所在的那一类劳改营里去，布置杀害了好几万犯人。”
“哎哟，我的天呀，”柳德米拉说，“我很想明白：斯大林是不是了解这种可怕的事？”
“哎哟，我的天呀，”娜佳很气愤地学着妈妈的语调说，“难道你不明白吗？他们是斯大林下命令杀的呀。”
“娜佳，”维克托说，“住嘴！”
维克托就像有些人一样，感觉内心的虚弱被旁人识破了似的，忽然发起火来，朝娜佳吼道：
“你别忘了，斯大林是最高统帅，正率领军队同法西斯作战，你的祖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指望着斯大林，我们生活、呼吸，都因为有斯大林和红军……你还是先学学揩鼻涕，再去评论斯大林，是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挡住了法西斯。”
“斯大林住在莫斯科，在斯大林格勒挡住法西斯的，你也知道是谁，”娜佳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儿，你从索科洛夫家回来，也说过我说的这话……”
他对娜佳的气更大了，他觉得这股气一辈子都消不了。
“我从索科洛夫家回来，根本没说过类似的话，你别胡扯。”他说。
柳德米拉说：“就在苏联的孩子们纷纷为国战死的时候，干吗要提这些可怕的事？”
但是娜佳也马上说出她所理解到的爸爸心中的隐秘和弱点。
“哼，当然啦，你什么也没有说，”她说，“现在嘛，现在你在研究中取得了那样的成就，在斯大林格勒也把德国人挡住了……”
“你怎么能，”维克托说，“你怎么能怀疑爸爸虚伪！柳德米拉，你听见没有？”
他希望得到妻子的支持，但柳德米拉无动于衷。
“你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说。“你说的话她听了不少。这都是你和你那个卡里莫夫说的，和那个讨人嫌的马季亚罗夫说的。玛利亚也常对我说起你们谈的话。而且你自己在家里也说了不少。唉，还是快点儿回到莫斯科去吧。”
“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