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2)

又说道:

“我听说,科契库罗夫在邻近领域的研究使人们在实践方面产生了希望。我听说,莫斯科方面已经来询问他的研究成果了。”

马尔科夫一般都了解各种各样事件的底细。当军车载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往外疏散的时候,马尔科夫总能给车厢里打听来各种消息:线路阻塞,更换车头,一路上有多少食品供应站,等等。胡子拉碴的萨沃斯季扬诺夫故作忧虑地说:

“遇到这种事儿,我一个人要把实验室的酒精喝光了。”

安娜·纳乌莫芙娜是个大社交家,她说:

“瞧,咱们多走运,可是在基层工会的生产会议上已经有人说咱们犯了死罪啦。”

机械师抚摩着瘪下去的两颊,没有说话。

一条腿的电工佩列佩里津的脸颊慢慢红了,他没有说一句话,拐杖叭的一声掉在地上。维克托这一天非常愉快,非常高兴。上午,年轻的所长皮敏诺夫就和维克托通了电话,对他说了不少好话。

皮敏诺夫乘飞机上莫斯科去了—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研究所几乎所有的部门就要回莫斯科去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皮敏诺夫最后说,“咱们很快就要在莫斯科见面了。我很幸运,我感到自豪,就在我担任所长期间,您完成了您了不起的研究项目。”

在实验室工作人员大会上,一切情形都使维克托感到愉快。马尔科夫常常嘲笑实验室的情况,他说:“咱们的博士、教授有一个团,咱们的副博士和初级研究员有一个营,可是士兵只有诺兹德林一个!这是对理论物理学家信不过。我们像一座奇怪的金字塔。”他接着解释说:“塔顶又宽又大,往下越来越细。所以咱们摇摇晃晃,很不牢稳,应当让基础宽大,最好有一个团的诺兹德林。”

维克托做过报告之后,马尔科夫又说:

“嘿,瞧我们这个团,瞧我们的金字塔。”

一直宣扬科学像体育的萨沃斯季扬诺夫,听过维克托的报告以后,眼睛显得格外好看,露出又幸福又和善的神气。

维克托觉得,萨沃斯季扬诺夫这会儿看待他不是像运动员看待教练,而是像教徒看待圣徒了。

他想起不久前他和索科洛夫的谈话,想起索科洛夫和萨沃斯季扬诺夫的争论,在心里说:“也许,我在核能量方面能想出点儿什么,可是在人的方面一窍不通。”

快到下班的时候,安娜·纳乌莫芙娜来办公室里找到维克托,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新来的人事处长没把我列入复员名单。我刚才看到名单了。”

“我知道,知道,”维克托说,“用不着犯愁,复员的名单有两份,您是第二批走,只不过晚几个星期。”

“可是在您这一组里偏偏就我一个人不是第一批。疏散日子我过够了,恐怕我要发疯了。每天夜里我都梦见莫斯科。再说,到莫斯科安装仪器,没有我怎么行?”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不过您要知道,名单已经批过了,要改变,十分困难。磁力实验室的斯维琴已经为鲍·里斯·伊斯莱列维奇说过,他的情况也和您一样,可是结果还是很难改变。您最好也等些时候吧。”

他忽然上了火,叫起来:

“谁知道他妈的是怎么考虑的,他们把一些闲人塞进名单里,像您,进行安装就马上需要的人,他们却不知为什么偏忘了。”

“不是把我忘了,”安娜·纳乌莫芙娜说着,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比忘了更糟糕……”

安娜·纳乌莫芙娜迅速地用一种奇怪而胆怯的目光回头看了看半张着的门,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知为什么从名单里划掉的只是一些犹太人,人事处的秘书莉玛还告诉我,在乌法,在乌克兰科学院的名单中几乎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去掉了,只留下一些科学院院士。”

维克托半张着嘴,惘然失措地看了她一会儿,后来哈哈大笑起来:

“您怎么啦,好同志,您疯啦!我们谢天谢地,不是生活在沙皇俄国。您从哪儿学来这种狭隘的怪毛病?赶快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糊涂想法扔远点儿吧!”

友谊!有各种各样的友谊。

劳动中建立的友谊,革命工作中形成的友谊,长途跋涉中的友谊,共同战斗过的友谊。羁押犯人的监狱中,尽管囚友们在这儿相识与分手间隔只有两三天,可是这几天的印象却要保留很多年。安乐中的友谊,患难中的友谊。平等的友谊,不平等的友谊。

究竟什么是友谊?友谊的实质是否仅仅存在于共同的劳动和共同的厄运中?要知道,有些人本是一个党的党员,却因为观点有微小的分歧,产生的仇恨竟超过他们对党的敌人的仇恨。有时候,有些并肩战斗的人彼此憎恨,超过他们对共同敌人的仇恨。甚至有的时候,囚徒之间的宿怨更甚于他们对监狱看守的愤恨。

当然,更多的还是在同命运、同职业、有共同思想的人中间交到朋友,不过还是不能说,类似的共同性是友谊的决定因素。

不喜欢自己职业的人彼此也会有友谊,有时也会成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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