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装美国罐头的一个空箱子上，给他倒了一玻璃杯酒，玻璃杯黏糊糊的，边上还沾满了牙粉，又把放在一张泡软的报纸上的一个青色的渍蕃茄推了过来。
“请吧，中校同志，这就是我的葡萄酒和水果了！”他说。
达林斯基像一切不会喝酒的人一样，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小口，就把杯子放到离自己远些的地上，向鲍瓦问起军队中的事。但是鲍瓦偏要谈别的，不谈正事。
“唉，中校同志，”他说，“我满脑子都是军事，从来不想别的，我们在乌克兰的时候，那儿的娘们儿才漂亮呢，在库班，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是心甘情愿送上门，只要你挤挤眼睛就行！可是我这个傻瓜待在那儿动也不动，后来醒悟过来，已经在沙漠里了！”
达林斯基起初有点生气，因为鲍瓦不愿谈每公里战线的平均密度问题和在沙漠地区迫击炮优于大炮的问题，可他终于还是对新的话题有了兴趣。
“当然啦，”他说，“乌克兰的女子确实漂亮得不得了。在一九四一年，司令部驻扎在基辅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乌克兰女子，是一位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妻子，简直美极啦！”
他欠起身来，举起一只手，手指头碰了碰矮矮的顶棚，又说：
“至于库班，我的看法也和您一样。库班在这方面也是数一数二，十个中就有九个是美人儿。”
达林斯基的话鼓起了鲍瓦的劲头儿。他骂了一声娘，用哭腔叫了起来：
“可是，您瞧瞧加尔梅克娘们儿那模样儿吧！”
“可不能这么说！”达林斯基打断他的话，并且头头是道地说起黑皮肤、高颧骨、带有野蒿气味和草原烟味的女子的美。他想起了草原的集团军司令部里的阿拉，就总结了一下自己的长篇议论：“总而言之，您说的不对，到处有漂亮娘们儿。沙漠里没有水，这是对的，可是漂亮娘们儿还是有的。”
但是鲍瓦却没有接他的话。这时达林斯基发现，鲍瓦睡着了。他这才想到，主人已经喝醉了。
鲍瓦睡觉打鼾，鼾声很像垂危病人的呻吟。他的头从床上耷拉下去。达林斯基怀着俄罗斯男子对待醉汉的那种特别的耐心和善意，把鲍瓦的头放到枕头上，又在他腿下垫了一张报纸，擦了擦他嘴上的唾沫，这才四下里看了看，考虑自己在哪儿睡。
达林斯基把鲍瓦的大衣铺在地上，又把自己的大衣扔在鲍瓦的大衣上，拿自己鼓鼓囊囊的军用包当枕头，这军用包在出差期间又是他的办公桌，又是给养仓库和盥洗用具箱。
他走到外面，呼吸了几口夜晚的冷空气，看到黑黑的亚洲天空的星光，高兴得啊呀了一声，解了一下小便，依然在望着星星，心里说：“宇宙好大呀！”便回来睡觉。
他躺在主人的大衣上，把自己的大衣盖在身上，却没有合上眼睛，反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有一种凄凉感，使他大吃一惊。
四周黑沉沉，空荡荡，好不凄凉！瞧，他就睡在地上，看到的是渍蕃茄的残渣，还有一个硬纸箱，里面大概有一条带有老大的黑色商标的方格短毛巾、皱巴巴的衬领、手枪的空皮套、压瘪的肥皂盒。
秋天他曾在上波格罗姆内的一所小房子住过，现在他觉得那儿是很阔绰的了。过一年之后，今天这间可怜的小屋也许又成了豪华的了，将来有一天住到地窖里，既没有刮脸刀，又没有提箱，没有破裹脚布的时候，又会想起这小屋的。
在炮兵司令部工作的这几个月，他的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饥似渴地要求工作的心愿已经满足了。他已经不因为自己在工作而感到幸福。因为天天能吃饱的人并不感觉自己是幸福的。
达林斯基工作能力很强，领导很器重他。起初一段时期这使他非常高兴，因为他难得有被人看重、被人珍视的时候。多年来他习惯了相反的情形。
达林斯基没有想过，为什么他心中产生的优越感，没有使他对同事产生宽容的态度—宽容是真正强者的特点。不过，显然他不是强者。
他常常发火，叫嚷，骂人，然后很难过地看着被他骂的人，不过他从来不请求被他骂的人原谅。有些人恼恨他，但不认为他是坏人。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对他的看法也许比过去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对诺维科夫的看法还要好些。据说，在一些大人物向莫斯科的一些更大的人物汇报时，常常整页整页地使用他的报告文稿。原来，在困难时期他的才智和工作都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战前五年他妻子离开了他，因为她认为他是人民的敌人，认为他巧妙地向她隐瞒了自己的本质，毫无志气，是个两面派。他常常因为出身不好找不到工作—父亲和母亲的出身都不太好。起初他听说，不让他干的工作，却让极其愚蠢或者无知的人干了，他非常生气。后来他觉得，的确不能让他做重大的工作。他从劳改营里出来以后，索性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行了。
可是，在可怕的战争时期，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他把大衣朝肩膀上拉了拉，这样一来两条腿马上感觉到从门缝儿钻进来的冷风，他心想，就在他的知识和本事用得上的时候，他却躺在这鸡窝里的地上，听着骆驼的刺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