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人不坏嘛，从各方面看，他不坏。”巴赫想道。并且为自己没有说出的歇斯底里的话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就在这时候，弗雷塞尔用一条腿蹦着，往几个床头小柜上的玻璃杯里斟酒。
“您真是野兽。”侦察连长笑着说。
“这可是能征惯战的中尉。”耶内说。
弗雷塞尔说：“有个医官发现了我的酒瓶，问：‘您这报纸里包的是什么？’我回答说：‘这是我母亲的来信，我一直带着不离身。’”
他举起杯，说：“来吧，中尉弗雷塞尔向你们致敬！”
大家一饮而尽。
耶内马上就想再喝一杯，就说：
“噢，应该还要留一杯给守门员呀。”
“守门员去他妈的吧，你说是吗，中尉？”克拉普问道。
“让他为祖国效劳吧，咱们喝咱们的。”弗雷塞尔说。
“每个人都希望活着嘛。”
“我现在来劲儿了，”侦察连长说，“这会儿顶好再来一个不胖不瘦的娘们儿。”
大家都轻松、快活起来。
“好，再来一杯。”耶内举起杯来。
大家又喝干了。
“咱们能住到一个病房里，太好啦。”
“我一看，马上就断定：‘这才是真正的伙伴，都是上过火线的。’”
“可是说实话，我怀疑过巴赫，”耶内说，“我心想：‘哼，这是党里的人。’”
“不，我不是党里的。”
他们掀开被子，躺了下来。大家都觉得热起来。谈起前方的事。
弗雷塞尔原来在右翼，在奥卡托夫镇一带作战。
“谁他妈的知道，”他说，“苏联人简直不会打进攻仗。可是到十一月初，我们还停在那儿。我们八月里喝了多少伏特加呀，天天举杯祝贺：‘但愿战后不要失去联系，要成立攻克斯大林格勒老战士协会。’”
“他们进攻的本领不算差，”在工厂区作过战的侦察连长说，“他们不会固守。他们只要把我们从楼房里打出来，就马上要么睡觉，要么吃起东西。俄国军官就爱喝酒。”
“他们都是一些野蛮人，”弗雷塞尔说着，挤了挤眼睛，“我们在这些斯大林格勒野蛮人身上耗费的钢铁，比在整个欧洲耗费的还要多。”
“不光是耗费钢铁，”巴赫说，“在我们团里有一些人，常常无缘无故地哭，像公鸡一样扯开嗓子又哭又喊。”
“如果到冬天事情还不能解决，”耶内说，“那就要真的陷入僵局了。像那样打来打去，毫无意思。”
侦察连长小声说：
“我告诉你们，咱们正准备在工厂区发动攻势，调集的兵力超过以前任何时候。近几天就要打响了。到十一月二十日，咱们都可以跟萨拉托夫的姑娘们睡觉了。”
在挂了窗帘的窗户外面响起低沉的隆隆炮声和夜袭的飞机的轰轰声。
“苏联飞机出动了，”巴赫说，“他们的飞机在这时候进行轰炸。有些人管它们叫‘锯神经的锯子’。”
“在我们团部里管它们叫‘值班士官’。”耶内说。
“别作声！”侦察连长竖起一个手指头。“你们听，这是重型炮！”
“可是我们却在轻伤员病房里喝酒呢。”弗雷塞尔说。
于是他们在这一天里第三次快活起来。
他们谈起苏联的女人。每个人都有可谈的。巴赫一向不喜欢谈这些事。
但是在军医院的这天晚上，巴赫却说起住在被炸毁的楼房的地下室里的季娜，说得很带劲儿，大家都在笑。
卫生员走进来，打量了一下一张张笑脸，就动手收拾守门员床上的被单。
“这个柏林来的祖国的卫士出院了吧？受伤是装的吧？”弗雷塞尔问。
“卫生员，你怎么不说话？”耶内说。“我们都是男子汉嘛，他要是有什么情况，就对我们说说。”
“他死了，”卫生员说，“心肌麻痹。”
“你们瞧，满嘴爱国主义，落了个这样的结果。”耶内说。
巴赫说：“这样说死人，可不大好。他并不是说假话，他用不着在咱们面前说假话。就是说，他是真心实意的。伙计们，这样不好。”
“哦，”耶内说，“怪不得我觉得这位中尉是奉党的命令上我们这儿来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可是有新思想的。”
十 二
夜里，巴赫睡不着，他太舒服了。想起掩蔽所，想起一起作战的伙伴，想起莱纳德的到来，他甚至还和他一起透过掩蔽所开着的门眺望落日，一起抽烟，喝暖水瓶里的咖啡—他感到非常奇怪。
昨天，他要上救护车的时候，他还用没有受伤的胳膊抱着莱纳德，他们对视一眼，笑了起来。他何曾想到，他会在斯大林格勒的土室里同这个纳粹分子共饮，在炮火照耀的瓦砾场上去找自己的俄罗斯情人。
他的变化异常奇怪。多年来他一直痛恨希特勒。当他听到无耻的白发苍苍的教授说，法拉第、达尔文、爱迪生是一伙儿偷窃德国科学的盗贼，而希特勒才是古今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