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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想向叶尔绍夫和奥西波夫问问建立组织的最初几个步骤；他相信能够使奥西波夫消除对叶尔绍夫的偏见。
他觉得，又仇恨布尔什维克又盼望红军胜利的切尔涅佐夫实在可怜。他想到面临的审讯，心里几乎是平静的。
夜里，他的心脏病发作。他躺着，把头抵在墙上，难受得要命，只有在监狱里的快要死的人才会这样难受。他疼得昏迷了一阵子。等他苏醒过来，不怎么疼了，胸膛、脸上、手上都出了一层汗。头脑里也出现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虚假的清醒状态。
他想到他和意大利神甫议论世界性罪恶的那番话，联想起小时候有一天忽然下起雨来，他跑进妈妈做针线活儿的房间时那种幸福感；又联想起当年去叶尼塞流放地看他的妻子，想起她那哭湿了的幸福的眼睛；又联想起面色苍白的捷尔任斯基，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向捷尔任斯基问起社会革命党一个可爱的小伙子的下落。捷尔任斯基回答说：“枪毙了。”他想起基里洛夫少校那苦闷的眼睛……想起雪橇拖着的朋友的尸体，用被单盖着。朋友在列宁格勒被围的日子里，没有得到他的帮助。
他那像小孩子一样的乱蓬蓬的头充满了幻想，他那老大的秃头顶贴在粗糙的集中营板墙上。
过了一阵子，遥远的事渐渐远去，越来越淡，渐渐失去色彩。他似乎慢慢沉入凉爽的水里。他睡着了，为的是在晨曦中重新听到笛声，迎接新的一天。
下午，把他带到浴室里。他很不痛快地吸着气，打量着自己的胳膊和瘪瘪的胸膛。
“是啊，老了。”他想道。
等到带他来洗澡的士兵在手里捏着纸烟走出门去，一个正在用拖把擦洗水泥地的窄肩膀麻脸囚犯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叶尔绍夫要我向您报告一个消息：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我军把德国佬所有的坦克打退啦。他要我告诉您，一切情况正常。他要您写传单，下一次洗澡的时候交给我。”
莫斯托夫斯科伊正想说，他没有铅笔和纸，但这时候一名看守走了进来。莫斯托夫斯科伊在穿衣服的时候，摸到口袋里有一个纸包。里面有十块糖、一块用破布包着的奶油、一张白纸和一个铅笔头儿。
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非常高兴。他希望有的东西全有了！可以不是在毫无意义地担心血管硬化、胃病、心绞痛的状态中结束生命了。
他把糖块和铅笔头儿紧紧按在胸口。
夜里，有一名党卫军的士官把他押出来，押着他顺着街道往前走。一阵阵冷风吹在他的脸上。他回头朝一座座沉睡的棚屋看了看，在心里说：“没什么，没什么，你们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神经不那么脆弱，同志们，你们好好儿地睡吧。”
他们走进集中营管理处大门。这里已经闻不到集中营里那种氨水气味，可以闻到冰冷的烟草气息。莫斯托夫斯科伊发现地上有一根老大的烟头儿，他真想捡起来。
他们上了二楼，又上了三楼，那士官叫莫斯托夫斯科伊在擦脚垫上把脚擦干净，士官自己也把鞋底擦了老半天。莫斯托夫斯科伊爬楼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会儿尽可能平息一下气喘。
他们顺着铺在走廊里的长条地毯走去。
一盏盏半透明的郁金香形小灯，灯罩里透出柔和、宁静的灯光。他们经过一扇打磨得锃亮的门，门上挂着一个不大的木牌“警备长办公室”，来到另一扇同样富丽堂皇的门前站住，门上的牌子是“党卫军少校利斯办公室”。
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听到这个名字，这是秘密警察总头子希姆莱在集中营管理处的代表。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好笑的是，古济将军曾经很生气，因为奥西波夫是利斯亲自审讯的，而审讯他古济的却只是利斯的一名助手。他认为这是对队列指挥人员的轻视。
奥西波夫说过，利斯在审讯他的时候不用翻译，因为他原来是苏联里加市的德国人，精通俄语。
从里面走出一名年轻军官，对押解的士官说了几句话，便叫莫斯托夫斯科伊进办公室去，门依然开着。
办公室里没有人。铺着地毯，花瓶里插着鲜花，墙上还有一幅画：树林的边缘，红瓦顶的农舍。
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他来到屠宰场场主的办公室里了—旁边是要死的牲畜在哼哧，内脏在冒热气，屠宰手的身上溅满了血，可是场主这里却这样宁静，地毯这样干净，只有桌上的黑色电话机说明屠宰场和这间办公室是联系着的。
敌人！多么简单明了的字眼儿！又想起切尔涅佐夫的话—人的命运在“狂飙突进运动”时代是多么可怜。不过他是戴着小山羊皮白手套的。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和手指头。
办公室里面的门开了。通向走廊的门也马上吱扭响了一下，看样子，是值班军官看到利斯来到办公室，把门掩上了。莫斯托夫斯科伊皱紧眉头站着，等待着。
“您好。”这个灰军服袖子上带着党卫军标志的小个子低声说。
利斯的脸上没有任何狰狞的地方，因此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看到这张脸特别可怕。这是一张鹰钩鼻子的脸，黑灰色眼睛神情专注，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