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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啊，”叶尼娅说，“他说，需要有一张证明，证明咱们的机关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会。请您开一张证明，今天晚上我再带着证明上公安局去。”
过了一阵子，里津找到叶尼娅，用抱歉的口吻说：
“需要由公安机关发来查询公函。没有查询公函我无法开发这一类的证明。”
傍晚她又来到公安局，等着被接待。她一面痛恨自己那种讨好的微笑，一面请求格里申发函向里津查询。
“任何查询公函我都不会发。”格里申说。
里津听说格里申不肯发函，叹了一口气，沉思一会儿，说：
“就这样吧，您去要求他，哪怕打个电话向我查询也行。”
第二天傍晚叶尼娅要去见一位莫斯科来的文学家，他父亲的旧识里蒙诺夫。于是她一下班就赶到公安局去，向排队的人要求允许她进去见户籍股长，“只要一小会儿”，只提一个问题。人们耸耸肩膀，把脸转了过去，她懊恼地说：
“好吧，等就等吧，谁是最后一个？”
这一天，公安局留给叶尼娅的印象特别沉重。有一个两腿浮肿的女人在户籍股长的办公室里发起火来，高声喊：“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一个断胳膊的人在格里申的办公室里骂起娘来。接着有一个人也大吵起来，喊：“我就是不走！”不过他很快就走了。在吵闹的时候却听不到格里申的声音，他一直没有提高嗓门儿，就好像他不在，人们自己在吵，在自己吓唬自己。
她排队等了有一个半钟头。她又一面痛恨自己讨好的笑脸，痛恨自己忙不迭地说“谢谢！”（人家不过略略点头让坐），一面恳求格里申给她的领导打电话，并说，里津起初是犹豫的，说没有注明日期和盖有公章的函调，恐怕不能开具证明信，后来他好不容易同意了，他可以写证明信，但必须标明是“回答某月某日您的口头查询”。
叶尼娅把事先写好的一张纸条放到格里申面前，她在纸条上用又大又清楚的字体写明电话号码、里津的名字和父称、军衔、职务，又用小字在括号里写明，午休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为止。但是格里申对放在他面前的纸条连看也不看，就说：
“我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查询。”
“那为什么？”她问。
“不必要。”
“里津中校说，如果连口头查询也没有，他无权开发证明。”
“他既然无权，就不开好啦。”
“可是我怎么办呀？”
“我怎么知道？”
叶尼娅见他那样平心静气，真没了主意，假如他发脾气，说她无理纠缠，她倒是轻松些。可是他半侧着身子坐在那儿，连眼皮也不动一动，一点也不着急。
许多男子在跟她交谈的时候，都会发现她很美，她也总会感觉到这一点。但是格里申看着她的那种神情，就好像看着眼睛里流泪水的老奶奶或者残废人。她一进他的办公室，就不再是人，不再是年轻女子，只是一名求告者了。
她感到自己的弱小，感到他手握强大的权柄，茫然失措了。她在大街上走着，匆匆忙忙，因为已经比约定会见里蒙诺夫的时间晚了一个多钟头，不过，匆忙归匆忙，她已经不因为这次会见感到兴奋了。她似乎还闻到公安局走廊里的气味，似乎还看到一张张等候接待的人的脸，看到暗淡的灯光照耀着的斯大林肖像，还有旁边的格里申。格里申又镇静，又坦然，掌握着钢铁般的国家大权。
里蒙诺夫高高胖胖的，老大的头，秃顶周围有一圈像年轻人一样的鬈发，他高高兴兴地迎住她。
“我正怕您不来呢。”他说着，就帮叶尼娅脱大衣。他开始向她询问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的情况：“从大学时代起，我就认为您的妈妈是英勇刚强的俄罗斯妇女的典型。我在作品中经常写到她。不是写她个人，而是写她这样一种类型。”
他放低了声音，又回头朝门外看了看，问道：
“听到米佳的什么消息吗？”
然后他谈起绘画，两个人开始一起骂列宾。里蒙诺夫在电炉上煎起鸡蛋，并且说，他是国内做鸡蛋饼的能手，就连“民族饭店”的厨师都向他学习过呢。
“怎么样？”他一面请叶尼娅吃鸡蛋饼，一面很不放心地问道。又叹了一口气，说：“对不起，我就喜欢吃。”
公安局的所见所闻给她的压力多么大啊！她来到里蒙诺夫这温暖的、摆满了书籍杂志的房间里，不久又来了两个上了年纪的、通晓艺术又幽默风趣的人，可是她的一颗打着寒颤的心还一直感觉到格里申的存在。
但是自由而机智的谈话的力量也是强大的，于是叶尼娅一时间也就忘记了格里申，忘记了排队的人们一张张苦恼的脸。似乎除了谈鲁布廖夫，谈毕加索，谈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和布尔加科夫的戏剧，人生再没有什么事了。
她来到大街上，马上就忘记了方才高雅的谈话。
格里申，格里申……在这座宅子里，谁也没有同她谈过是否办好户口手续的事，谁也没有要她出示盖了印记的户口登记卡。但是她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