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生活条件比劳动营里要好些，但这是实验室里被试验动物的富足生活。有时值班的把一个人叫到门口—原来是一个朋友要以优惠条件进行平等交换，用烟草换食品，这个人便得意洋洋地回到铺位上。有时同样叫另一个人到门口去，这人便中断了谈话，朝门口走去，交谈者就再也等不到他把话说完了。过一两天，就会有“卡波”来吩咐值班的把破衣烂布打扫出去，有人就会用讨好的口气问“卡波”队员凯泽：能不能睡到空出来的床铺上？已经习惯了七扯八拉的闲谈，从囚犯分类到火化尸体，到集中营里的足球队—最好的队是挖地的“沼地兵”，前锋很棒，攻势很猛，波兰队后卫不行。各种各样有关新式武器的传闻、国家社会主义党头头儿钩心斗角的传闻，大家都听腻了。传闻总是又好又不真实，是集中营囚犯的麻醉剂。
四
天快亮时下了一场雪，直到中午也没有化。俄罗斯人感到又欢喜又悲伤。这是俄罗斯在思念他们，将母亲的头巾扔在他们的苍白而痛楚的脚下，染白了棚屋顶，远远看去，一座座棚屋很像家乡的房屋，呈现出一派乡村气象。
但这只闪现了一会儿的欢喜，一与悲伤相遇，立刻就沉没在悲伤中。
值班的原西班牙士兵安得列阿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似通不通的法语说，一个担任文书的朋友看到有关一个俄国老头子的文件，但是那个文书没来得及细看，办公室主任就把文件带走了。
“这文件就是决定我的命运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并且对自己的镇静感到高兴。
“不过没关系，”安得列阿小声说，“还是可以了解到的。”
“向营警备司令了解吗？”加尔季神甫问道。他的大眼睛在昏暗中闪着黑黑的亮光。“还是向治安总部代表利斯本人了解？”
白天的加尔季和夜晚的加尔季差别之大，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吃惊。白天谈的是菜汤，谈新来的人，跟同房间的人商量交换食品，回味加了大蒜的辛辣的意大利吃食儿。
被俘的红军知道他爱说的口头语“全体完蛋”，每次在集中营的广场上碰见他，老远就朝他喊：“帕德列老爹，全体完蛋！”并且笑着，就好像给这话打气。他们以为“帕德列”是他的名字，所以喊他帕德列老爹。
有一天晚上，关押在特别营区的一些苏联指挥员和政委跟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真的守戒不接近女色。
加尔季听着法语、德语和俄语大杂烩，一笑也不笑。
然后他说起来，莫斯托夫斯科伊就把他的话翻译出来。他说的是，俄国革命者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去服苦役，上断头台。为什么诸位就怀疑，一个人为了宗教信仰可以不接近女人呢？这跟牺牲生命无法相比呀。
“算啦，话不能这样说。”旅政委奥西波夫说。
夜里，等营里的人都睡了，加尔季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跪在床铺上，做起祷告。集中营城市的所有苦难就好像沉没在他那炽热的眼睛里，沉没在那眼睛的柔和而分明的黑光中。他褐色的脖子上筋绷得紧紧的，就像在干活儿，长长的神情恬淡的脸呈现出忧郁而幸福的执着表情。他祷告很长时间，莫斯托夫斯科伊便在这个意大利人又低又快的祷告声中沉沉入睡。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在睡一两个钟头后醒来，这时候加尔季已经睡了。加尔季睡觉很不安生，就好像要在睡梦里把自己的两种特性，把白天的特性和夜晚的特性合到一起，又打鼾，又咬牙，还有滋有味地咂吧嘴，像打雷一样把胃里的气直往外倒，忽然又拉长声音唱起赞美诗，赞颂上帝和圣母的大慈大悲。
他从来没有责备过这位老苏共党员不信教，倒是常常向他询问苏俄的情况。加尔季一面听莫斯托夫斯科伊叙说，一面不住地点头，好像对于关闭教堂和寺院，对于苏维埃国家没收东正教大量地产这样的事表示赞许。他的一双黑眼睛带着悲伤的神气望着这位老共产党员，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很生气地用法语问他：
“您听懂了吗？” [3]
加尔季笑起来，平时他谈起辣汁肉丁和番茄沙司，常常这样笑。
“您说的我全懂。我只是不懂，您为什么要说这种事？” [4]
关押在特别营区里的苏联战俘们也是要做工的，所以莫斯托夫斯科伊只有在晚上和夜里才能见到他们，跟他们谈一谈。古泽将军和旅政委奥西波夫不做工。
经常跟莫斯托夫斯科伊聊天的是一个很古怪、令人很难断定其年龄的人—“海象”伊康尼科夫。他睡在全屋最差的地方，也就是睡在门口，又有冷飕飕的过堂风，又有带味儿的大马桶，马桶盖不住地砰砰响。
苏联囚犯管伊康尼科夫叫“老伞兵”，把他看作疯子，对他又怜悯又厌恶。他具有不寻常的耐性，那样的耐性只有疯子和白痴才有。他从来不害伤风感冒，虽然在睡觉的时候连秋雨打湿的衣服也不脱。真正能够用这样响亮、这样清楚的嗓音说话的似乎也只有疯子。
他跟莫斯托夫斯科伊是这样认识的。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一声不响地对着他的脸打量了老半天。
“这位同志，您有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