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说：
“很多作家写年轻时代朋友们见面，写得很动人，可是，年轻时代的敌人，像您和我这样经过风风雨雨的白了头发的老家伙，见了面又怎样呢？”
莫斯托夫斯科伊看到切尔涅佐夫的腮上挂着泪水。他们都明白，集中营里的死神能够把多年生活中的一切，把正确、错误、敌视很快地抹平和掩埋。
“是啊，”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在漫长的一生中一直跟你作对的人，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你的生活的参与者了。”
“真奇怪，”切尔涅佐夫说，“在这狼窝里会这样见面。”他忽然又说：“多么奇怪的字眼：小麦，大麦，晴天雨……”
“啊，也是这集中营太可怕了，”莫斯托夫斯科伊笑着说，“与集中营相比，一切都好像很好，就连见到孟什维克也不觉得怎样了。”
切尔涅佐夫伤感地点点头。
“是呀，确实，够您受的。”
“法西斯主义呀，”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法西斯主义！这样惨无人道，我真无法想象！”
“您还有什么惊奇的，”切尔涅佐夫说，“您对恐怖手段早应该不觉得稀奇了。”就像一阵风吹跑了他们之间的伤感气氛和友好气氛。他们毫不客气地、恶言恶语地争论起来。
切尔涅佐夫的攻击之所以可怕，因为他说的不完全是无中生有。切尔涅佐夫把苏联建设过程出现的残酷现象和个别错误看作根本的规律性。他直截了当地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当然，你们都满足于一种看法，认为一九三七年的事是过火了，集体化期间是胜利冲昏头脑，你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有点儿残酷和独断独行。然而实质正相反：正如你们常说的，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你们总觉得，农村的贫穷和工人的无权是暂时的现象，是发展中的困难。你们这些真正的富农和垄断者，买农民的小麦，五戈比一公斤，再卖给农民，每公斤却卖一卢布，这就是你们的建设的基本原则。”
“就连你们孟什维克，你们这些流亡者都说了：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莫斯托夫斯科伊说，“那我们，也是从普加乔夫到拉辛 [66] 的历代俄罗斯革命者的继承人。拉辛、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的继承人不是孟什维克，不是逃亡国外的叛徒，而是斯大林。”
“是的，是的，是继承人！”切尔涅佐夫说。“您知道，在俄国立宪会议自由选举意味着什么吗？是在上千年奴化统治的国家里呀！一千年来，俄罗斯只自由了半年多点儿。我每次想到一九三七年的事，就想起另一项遗产，您该记得第三厅长官苏杰伊金上校，他串通杰加耶夫 [67] ，佯装发动叛乱和平息叛乱，恐吓沙皇，想用这种办法把政权抓到手里。您认为斯大林是赫尔岑的继承者吗？”
“您怎么，真的那么糊涂吗？”莫斯托夫斯科伊问。“您怎么，当真认为不过是苏杰伊金吗？那么，伟大的社会变革，没收剥削者的财产，没收资本家的工厂，没收地主的土地，您没看到吗？这是继承谁的一套，是继承苏杰伊金那一套吗？还有普遍提高文化，还有重工业呢？还有最下等的人，还有工人和农民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呢？这怎么，都是继承苏杰伊金的一套吗？您真可怜。”
“我知道，知道，”切尔涅佐夫说，“事实不容辩驳，但可以作各种解释。你们的元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人民委员都不听命于无产阶级。他们听命于国家。至于那些在车间和田野里干活儿的人，我想，就连您也未必把他们看作当家做主的人。他们又能当什么家，做什么主呀！”
他忽然俯身朝着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顺便说一句，在所有你们的人当中，我只看得起斯大林。斯大林是你们的泥瓦匠，你们却都怕干脏活儿！斯大林就知道：社会主义要想在单独取得胜利的一个国家里站得住脚，就要靠铁的恐怖手段，靠集中营，靠中世纪对待异端邪说的办法。”
莫斯托夫斯科伊对切尔涅佐夫说：
“先生，这些无耻谰言我们全听说过。不过，我应该坦率地对您说，您说这些话，说得特别无耻罢了。只有一种人，从小就生活在你家里那种地方，后来又被赶出去的人，才会这样诬蔑、这样诽谤。您可知道，这是什么人？……是奴才！”
他直直地看了看切尔涅佐夫，又说：
“说实在的，开头我真想共同回忆一下我们在一八九八年的团结，而不是一九〇三年的分裂。”
“想聊聊还没有把奴仆从家里赶出去那时候吗？”
可是莫斯托夫斯科伊当真火了。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被赶出去的、逃走的奴才！戴白手套的奴才！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戴手套。我们的手沾满鲜血，我们弄脏了手！这有什么！我们参加工人运动就没有戴普列汉诺夫的手套。你们戴着奴才手套又怎样？你们因为在《社会主义导报》上发表的文章得到几个赏钱？这儿集中营的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挪威人、荷兰人都相信我们！拯救世界靠我们的手！靠红军的力量！红军是自由的军队！”
“是这样吗？”切尔涅佐夫插话说。“一直是自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