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播送苏联情报局的晨间新闻的时候，她们并不跟那些睡眼惺忪的战士和水手一起聚在喇叭下面听，而是走来走去干自己的事情。
柳德米拉从水手们那里打听到，这艘船是包给一些党政干部及其家属的，他们要经过古比雪夫回莫斯科，军事机关命令这艘船在喀山停靠，上一部分军队和普通乘客。原定的合法乘客们大闹了一场，反对让军人上船，还打电话给国防委员会特派员。
这些开赴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竟然觉得自己挤了合法的乘客，脸上露出歉疚的神气，令人感到说不出的奇怪。
柳德米拉觉得，高等女乘客们那种心安理得的眼神特别使人难以忍受。老奶奶们把孙子唤到跟前，一面继续说话，一面很熟练地把糖果往孙子们嘴里塞。等到从船头的一个舱里走出一个穿黄鼬皮皮袄的小个子老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在甲板上玩儿，女乘客们都慌不及待地向她鞠躬、微笑，而在那些政治活动家们的脸上则出现了亲切和诚惶诚恐的表情。
如果现在广播电台宣布开辟了第二战场，列宁格勒包围圈已经突破，他们谁也不会动一下；但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莫斯科列车的国际车厢已经取消，一切战争大事就会被争购软卧票和硬卧票的劲头儿淹没。
真奇怪呀！柳德米拉也穿着灰羊羔皮袄，戴着长绒毛头巾，论服装也跟一等舱、二等舱的乘客差不多。不久前她也曾争着购买卧铺车票；维克托到莫斯科出差，没买到软席票，她还生气呢。
她对一位炮兵中尉说，她的儿子也是炮兵中尉，受了重伤，现在躺在萨拉托夫军医院里。她跟一个有病的老奶奶谈到玛露霞和薇拉，谈到身在沦陷区的婆婆。她的痛苦，跟这甲板上的痛苦气氛，跟那种总是牵连着军医院、前线坟地与乡村农舍、无名空地上没有门牌的棚屋的痛苦，是一样的。她离家时没有带茶杯，没有带面包；似乎她一路上不需要吃，也不需要喝。
但是，从早晨起，她在船上就非常想喝水，她知道，她要受罪了。第二天，红军战士们和船上司炉商量好，在机器舱里煮了一锅麦粒儿汤，把柳德米拉叫去，给她盛了一饭盒汤。
柳德米拉坐在空箱子上，用别人的饭盒和调羹喝起热汤。
“这汤好极啦！”一名炊事兵对柳德米拉说。因为她没有作声，炊事兵又问她：“怎么，不好吗？不是浮着一层油吗？”
红军战士请她喝汤，又希望她夸汤好喝，她可以感受到战士的大方和朴实。
一名战士的自动步枪出了毛病，弹簧塞不进去，就连带红星勋章的准尉也没办法，她却帮着把弹簧塞了进去。
柳德米拉听了几名炮兵尉官的争论，她拿起铅笔，帮他们解了一道三角公式。
解出公式以后，一名原来喊她“女公民”的中尉忽然问起她的名字和父名。到夜里，柳德米拉依然在甲板上徘徊。
河上弥漫着冰一般的寒气，下游来的狂风从黑暗中冲来。头顶上星光闪烁；高悬在她的不幸的头上的、由火与冰构成的无情的天空，既不能给人安慰，又不能使人安宁。
二十七
轮船抵达战时临时首都之前，船长接到命令，要继续往前开，开往萨拉托夫，接运萨拉托夫军医院的伤员。
坐在一、二等舱里的乘客开始准备下船了。他们把提箱、公文包拿出来，放到甲板上。
开始看到工厂的轮廓，一座座铁皮顶的楼房、棚屋，似乎船尾的水声也变了，轮机声也变得更惶惶不安了。
然后，宽阔的萨马拉河开始慢慢出现。河水有灰色的、红色的、黑色的，有时像光闪闪的碎玻璃，有时裹在一股股工厂与火车头喷出的灰烟之中。
在古比雪夫下船的乘客站到了船舷边。
下船的人并不彼此道别，也不向留下的人点头致意。他们在路上没有交朋友。
一辆“齐斯—101”牌的小汽车等候着穿黄鼬皮皮袄的老奶奶和她的两个孙子。一个穿将军呢大衣的黄脸男子向老奶奶行了一个军礼，又跟两个孩子握了握手。
过了几分钟，带着孩子、提箱和公文包的乘客们消失了，就好像本来就没有他们似的。
轮船上只剩下许多军大衣和棉军装。
柳德米拉觉得，这些人都是由共同的命运、劳动和痛苦联结在一起的，现在她在这些人当中，呼吸起来就轻松些、痛快些了。
可是，她错了。
二十八
在萨拉托夫迎接柳德米拉的是粗暴和冷酷。
她一踏上码头，就和一个身穿军大衣的醉汉相撞，醉汉打了一个趔趄之后，一把把她推开，又骂了一句脏话。
柳德米拉顺着石子铺砌的很陡的岸坡往上爬，爬了一会儿，停了下来，喘着粗气，回头看了看。那轮船在下面，在一个个灰色的码头货栈中间显得很白。轮船好像知道她在向它告别，发出低低的、断续的汽笛声，好像在说：“你走吧，走吧！”于是她走了。
在上电车的时候，一些年轻女子一声不响地拼命推挤老年人和病弱的人。有一个头戴红军帽的盲人，看样子是从军医院出来不久的，还不会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