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早晨六点钟，阿玛尔菲塔诺上床躺下，没脱衣服，睡得香甜，赛过婴儿。九点钟，罗莎叫醒了他。阿玛尔菲塔诺有好久没感觉如此舒服了，虽然他上的那几课结果学生们很难听懂。一点钟，他在系里的食堂吃了午饭，坐的位置是最偏僻、最难找的角落。他不愿意见到佩雷斯老师，也不想遇上其他同事，尤其不愿意见系主任。这位主任的习惯是每天在食堂吃饭，总是在老师和少数拍马屁的学生包围中。在柜台前，他几乎是偷偷摸摸地要了炖小鸡和沙拉，然后快速返回自己座位，一路躲避挤满了食堂的年轻人。随后，他一门心思吃饭，继续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他惊讶地发觉自己十分热衷不久前经历的事情。他快活地想到：感觉自己像只夜莺。这话简单、陈旧、可笑，但这是目前惟一可以概括他心态的话。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年轻人的笑声、叫喊声、盘碗的碰撞声，无助于把食堂变成他沉思默想的地方。尽管如此，片刻后，他意识到没有更好的地方了。一样的地方是有的，更好的地方却没有。于是，他喝了一大口瓶装水（不知道与自来水一样，也品味不出来二者的区别），开始沉思起来。首先想到的是疯狂。想到自己发疯的可能性，很高。一发觉这样的想法（和可能性）丝毫没有减少心中的热情，他吓了一跳。也没有减少他的高兴劲。他心里说：在一场暴风雨的翅膀下，我的热情和快乐在增加。他想：可能我在发疯，但是感觉良好啊。他考虑了如果患上疯病，很有可能恶化，那么他的热情可能变成痛苦和虚弱，尤其会给女儿造成痛苦和虚弱。仿佛眼睛里有X射线一样，他检查了积蓄的账目，算计出来用他的存款，罗莎可以回到巴塞罗那，还可以用剩下的钱再开始……再开始什么？这事宁可不想。他想像着自己被关进圣特莱莎或者埃莫西约一家疯人院的情景，只有佩雷斯老师偶然来访，会时不时地收到罗莎从巴塞罗那寄来的信件；女儿会在巴塞罗那工作和结束学业，会认识一个加泰罗尼亚小伙，认真负责，温柔多情，爱上了女儿，尊重女儿，照顾女儿；罗莎会跟他白头偕老，会跟他晚上看电影，7月、8月去意大利、希腊旅行，他觉得这情况还不坏嘛。随后，他还考虑了其他可能性。他想：自己当然不信什么鬼魂、幽灵，虽说小时候在智利南方，人们说到过披头散发的女鬼爬到树上等候骑手的到来：她从那里扑到马鞍上，从背后抱住骑马的农夫、牧牛人或是走私贩子，紧紧抱住，像情妇那样拥抱，这会让骑手和马匹都发疯，他们会怕得要死，或者摔进谷底，或者被山猫咬死，或者死于恶鬼，或者死于鬼火，或者死于各类大鬼、小鬼、鬼魂、淫妖、女鬼以及居住在智利海岸山脉和安第斯山脉的种种妖魔鬼怪手中；但是，他不信这一套，恰恰不信这种哲学修养（远的不说，叔本华就相信幽灵；让尼采发疯的大概就是某种幽灵），而是相信唯物主义哲学。因此，至少在没有别的思路之前，他排除了幽灵存在的可能性。那声音可能是一种幽灵，对此，他不能担保，但是打算寻找别的说法。可是反反复复思考之后，惟一站住脚的就是地狱鬼魂存在的可能性。他想到埃莫西约那位关亡婆、克里丝蒂娜夫人、那位圣女。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判定父亲不管变成了怎样的幽灵，都不可能使用那声音用过的墨西哥话，即使另外一方面，他完全有可能带上一些仇视同性恋的轻微口气。怀着难以掩饰的幸福感觉，他思量着此前自己钻进了什么样的乱麻里。下午，又上了两节课，然后走路回家。途经圣特莱莎主要广场时，他看见一群妇女在市政府门前示威游行。有条横幅标语上写着：“不许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另外一条：“肃清腐败！”一群警察站在市政府大楼的拱廊里监视着妇女的动静。他们不是防暴队，而是圣特莱莎市的普通警察。走到稍远一些的地方，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佩雷斯老师和他女儿罗莎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他邀请她俩喝冷饮。在咖啡店里，二人告诉他妇女游行是要求增加关于调查妇女失踪和被杀案件的透明度。佩雷斯老师说，她家住下了三位来自墨西哥城的女权主义运动成员，她打算晚上举办晚餐会。她说，我希望你们父女出席。罗莎说她会去的。阿玛尔菲塔诺表示他也去，没什么不便之处。后来，他女儿和佩雷斯老师又回去参加游行了。阿玛尔菲塔诺重新上路。
但是，在到家之前，他再次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听见有人喊：“阿玛尔菲塔诺老师！”转身去看，却没有人。他已经不在市中心了，而是走在马德罗大街上，四层楼的建筑已经让位给50年代加利福尼亚家居模式的别墅；很久以来，时光的流逝就开始破坏这些建筑了，于是住户搬迁到了现在阿玛尔菲塔诺居住的小区。有些住宅已经变成了汽车修理部，也捎带出售冷饮；另外一些房屋没有另外装修就搞起面包房或者卖起服装来。很多建筑物上贴了广告，宣传医生和专门处理离婚或者犯罪案件的律师事务。有些建筑提供小时房。有些建筑简简单单地分隔成两三间小房，用做报刊亭，出售水果和蔬菜，或者向行人兜售廉价假牙。阿玛尔菲塔诺正要继续走路的时候，又有人喊他的名字。这时，他看见那人了。声音是从一辆停在人行道上的轿车里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