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她只得吻了他。
他知道该如何表现。
鲁迪·斯丹纳的一幅肖像画：1941年7月
他的脸上沾着几滴泥浆。领带像一根早已停摆的钟摆。
一头蓬乱的淡黄色头发，脸上挂着悲伤的，怪诞的微笑。
他站在离台阶几米开外的地方，极其坚决、极其快乐地说着话。
“到处都是狗屎。”他宣称。
是的。
1941年的上半年里，当莉赛尔忙于隐藏马克斯·范登伯格、偷报纸、斥责镇长夫人的时候，鲁迪正经历着自己一段崭新的人生，那是在希特勒青年团里度过的人生。二月初开始，他每次开会回来时，心情都比去的时候更糟糕。一路上，汤米·穆勒总陪伴在他左右，和他有同样的感受。这种痛苦出于三个原因。
三层烦恼
1.汤米·穆勒的耳朵。
2.弗兰兹·德舒尔——希特勒青年团愤怒的头头。
3.鲁迪不能坐视不管。
六年前，汤米·穆勒没有在慕尼黑历史上最冷的日子里失踪七个小时，要是没这回事就好了。他那双受伤的耳朵和受损的神经一直影响着希特勒青年团前进的队形。我向你们保证，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起初，事情变糟的速度相对缓慢，可是，几个月后，希特勒青年团的头头们渐渐把矛头对准了汤米，尤其是在齐步走的时候。还记得头一年希特勒生日那天发生的事吗？最近，汤米耳朵的感染愈发严重，直到他的听力真的出了问题。在列队前进时，他听不清队伍的口令，无论是在大厅里还是在雪地里，在泥巴地里还是在雨里。
让每个人都同时停止，这是队伍前进时的目标之一。
“声音要整齐划一！”他们总是得到这样的命令，“这才是元首想听到的。每个人的行动都要一致，就像是一个人一样！”
接下来，汤米出现了。
我想他左耳的毛病最严重，当那声声嘶力竭的“立定”传到其他人耳朵里的时候，只有汤米没有察觉，还在可笑地前进。他能把前进的队伍眨眼间弄得七零八落的。
特别是七月初的一个星期六，三点半刚过，在汤米破坏了队伍一次又一次前进的准备后，弗兰兹·德舒尔（这个最忠实的小纳粹）简直受够了。
“你这傻瓜——”他浓密的金发气得直抖，他冲着汤米劈头盖脸地骂道：“怎么回事？”
汤米站在后面吓蔫了，可他的左脸却扭曲成一副激动而愉快的模样。他看上去不仅是在洋洋得意地傻笑，更像是在兴高采烈。弗兰兹·德舒尔无法忍受了，他瞪大了双眼，仿佛要把汤米吃掉。
“好吧，”他问，“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解的？”
汤米的脸抽搐得更厉害了，越来越快，越来越严重。
“你敢嘲笑我？”
“万岁，”汤米抽搐着，徒劳地想赢得一点赞许，可他却没能说出“希特勒”几个字。
这时，鲁迪站了出来。他面对弗兰兹·德舒尔，仰头看着对方。“他有毛病，长官——”
“我看得出来！”
“是他的耳朵，”鲁迪想把话说完，“他不能——”
“行了，就到这儿，”德舒尔搓着双手，“你们俩——去跑六圈。”他们服从了命令，跑步的速度却不够快。“快点！”他的声音就跟在他们后面。
六圈跑完了，紧接着又是卧倒，起立，再卧倒，漫长的十五分钟后，他们又奉命来到操场，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训练了。
鲁迪盯着地面。
地上一圈歪歪扭扭的泥巴好像在咧着嘴笑他。
你看上去像什么？
泥巴圈好像在这么问。
“卧倒！”弗兰兹命令。
鲁迪马上倒在泥巴地上，肚子紧贴地面。
“起立！”弗兰兹笑着，“向后一步走。”他们照做无误。“卧倒！”
口令十分清晰，这一次鲁迪也接受了。他扑倒在泥巴地上，屏住呼吸，把耳朵贴在潮湿的土地上。训练结束了。
弗兰兹·德舒尔彬彬有礼地说：“十分感谢，我的绅士们。”
鲁迪爬了起来，掏掏耳朵，朝汤米看去。
汤米闭上了双眼，他的脸在抽搐。
这天，他们回到汉密尔街时，莉赛尔正在和一群小孩子们玩跳房子的游戏，她身上还穿着少女队的制服。她从眼角的余光看到两个身影郁郁寡欢地走近自己，其中一个把她叫了过去。
斯丹纳家的房子就像个水泥鞋盒，他们就在这鞋盒前的台阶上碰了头，鲁迪把这一天发生的插曲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十分钟后，莉赛尔坐了下来。
又过了十一分钟，汤米挨着她坐下了，对她说：“都是我的错。”可是，鲁迪却挥挥手让他走开，同时，一边对莉赛尔说着话，一边笑着用手指把泥巴搓成碎末。“是我的——”汤米又准备开口，但这次鲁迪干脆打断了他，指着他说：“汤米，请你，”鲁迪脸上有一种奇怪的满足的神情，莉赛尔从没见过有谁遇上了这等倒霉事还能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