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母亲在基尔布埃、考克内斯、洛斯安赫莱斯给我们朗读聂鲁达的诗歌。[1] 2. 就是惟一的一本书：《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61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封面有聂鲁达的画和告知：这是一百万册纪念版。是1961 年已经印了一百万册《二十首情诗》吗？还是指聂鲁达的全部作品数量呢？我估计是前者，但这两种可能都存在，都令人不安。3. 在这本书的第二页写着我母亲的名字：玛丽亚·维多利亚·阿瓦洛斯·弗洛雷斯。不管种种迹象，仅从表面观察，我的结论是：写这串名字的人不是我母亲。也不是我父亲。也不是任何一位熟人。那是谁写的呢？仔细看看这年久模糊的签名，就算有所保留，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母亲的笔迹。4. 1961 和1962 年我母亲的年龄比我现在的年龄要小一些，还不到三十五岁，在一家医院工作。她年轻，有胆量。5. 我那本《二十首情诗》走了许多路。先是经过了智利南方的一些村镇，后来到过墨西哥城一些住宅，后来到过西班牙三座城市。6. 当然了，书不是我的。起初，是我母亲的。她给了我姐姐。我姐姐从西班牙赫罗纳去墨西哥的时候，把书给了我。在我姐姐留给我的书中，我喜欢的有：科幻小说和曼努埃尔·普伊格[2] 全集；本来是我送给她的，于是我又重读一遍。7. 那时我已经不喜欢聂鲁达了。更不喜欢那本《二十首情诗》了！8. 1968 年我家迁居到墨西哥城。两年后，1970 年，我认识了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3] 。对我来说，他真正代表有威望的艺术家。我去一家剧院门口等他（那时他在导演《查拉图斯特拉》，与以塞拉·维嘉合作）。我对佐杜洛夫斯基说：我想当电影导演，请他教我。从那以后，我就变成了他家常客。我觉得我不是好学生。佐杜洛夫斯基问我：每周在买烟上花多钱？我说，相当多；一直像个车夫一样抽烟。赫多罗夫斯要我别再吸烟了，把省下来的钱用到高田大师教的禅宗上去吧。我说：行啊。我跟高田上了几天课，但是到了第三课时，我决定不上了，因为不适合我。9. 正在上着禅宗课，我就要离开高田。高田（日本人）就挥舞着木棍朝我猛扑过来。凡是提要求的学生他一律用棍子回答。就是说，如果学生要求离队，他就送上一顿棍子，敲打声在香火缭绕的昏暗房间里震耳欲聋。10. 日本人没给我提供拒绝挨打的机会。他的攻击迅猛而响亮。当时，我旁边有个女孩站在门口。日本人位于房间里头。我原以为他闭着眼睛呢，心想如果我拔腿就走，他是听不见的。谁知那鬼子听见了我的动静，大喊一声“万岁”之类的禅机冲我扑过来了。11. 我父亲一度是重量级拳击冠军。他长胜不败的天下局限于智利南方。我一直不喜欢拳击，但是从小就学会了打拳。无论在智利还是墨西哥，家里常有一副拳击手套。12. 那鬼子喊叫着朝我扑过来的时候，可能并不想伤害我，也没有料到我会主动起来自卫。他用木棍敲打通常是为了解除弟子们麻木的神经。可是，我没有麻木的神经啊，我只不过是一走了之。13. 既然你认为有人要攻击你，你就会自卫，这是天经地义的，尤其是在十七岁的时候，尤其是在墨西哥城。高田却天真得像聂鲁达。14. 据佐杜洛夫斯基说，是他把高田引进墨西哥的。有一段时间，高田在墨西哥瓦哈卡地区的丛林里寻找瘾君子（大部分是美国人），那些人由于幻觉出走而无法回家。15. 另外，与高田在一起的体验并没能让我戒烟。16. 我喜欢佐杜洛夫斯基原因之一是，他一说起（通常是批评）智利知识分子的时候，总要把我包括在内。这提高了我的自信心，尽管我当然没有半点想当智利知识分子的打算。17. 一天下午，不知为什么我俩说起了智利诗坛。他说，最伟大的诗人是尼卡诺尔·帕拉[4] 。立刻，他朗诵起尼卡诺尔一首诗，接着又是一首，最后又是一首。佐杜洛夫斯基很会朗诵。但那些诗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那时，我是个特别敏感的年轻人，但也荒唐，也傲慢。我声称：智利最好的诗人当然是巴勃罗·聂鲁达了。我又说，别的人都是侏儒。争论大约持续了半小时。佐杜洛夫斯基摆出来葛吉夫[5] 、克里希那穆提、布拉瓦茨基夫人[6] ；后来又谈到克尔凯郭尔和维特根斯坦；后来又说到托波尔[7] 、阿拉巴尔[8] 和他自己。我记得他说尼卡诺尔·帕拉前往某地时顺便在他家住过。从他的话里，我隐约看到一种幼稚的自负，从那以后我不断地在大部分作家身上都能感到这种毛病。18. 在巴塔耶[9] 什么文章里，他说：眼泪是交际的最后手段。于是，我放声大哭，不是正常的哭法，即让眼泪缓缓流下面颊，而是粗野的哭叫，泪如雨下，跟梦游仙境的爱丽丝差不多，要淹没一切。19. 离开佐杜洛夫斯基家之后，我明白今后再也不去他家了。这让我很难过，如同他说的那些话一样。我一路走一路哭。我还明白——不过方式比较阴暗——将要失去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一位戴白手套的窃贼、一位高级骗子。20. 但是，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态度：居然为巴勃罗·聂鲁达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