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窗边回过身，布雷尔甩甩头，好把路·莎乐美赶出脑海。他扯了扯挂在桌旁的丝绳，通知贝克太太让等候在办公室外的病人进来。驼背、长须的正统犹太人波尔罗斯先生迟疑地进了门。
布雷尔立刻就知道了，波尔罗斯先生在50年前动过扁桃腺切除手术。直到今天以前，他一直拒绝向医生求诊，可以见到那次手术所留下的印象有多深刻。今天到布雷尔这里来，还是百般拖延的结果，用波尔罗斯的话来说，是一种“生死攸关的健康状况”将他逼到了别无选择、唯有就诊的地步。布雷尔立刻抛开了他的专业架子，从书桌后面走出来，并与波尔罗斯先生并排坐在毗邻的椅子上，就像他不久前对待路·莎乐美的方式，布雷尔开始跟这位病人随意闲谈。他们谈论着天气、新一波来自加利尼西亚的犹太移民潮、奥地利改革协会煽动的反犹太主义以及他们共同的祖先。波尔罗斯先生对布雷尔的父亲利奥波德的尊敬，就像犹太人社区中的其他成员一样，并无二致，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这种对其父亲的信任情感，就已经转移到儿子身上。
“波尔罗斯先生，”布雷尔说，“我能帮你什么忙呢？”
“医生，我尿不出来。白天如此，晚上也一样，但我真的想尿。我跑去厕所，但尿不出来。我站了又站，最终只滴了几滴。20分钟后，又来了。我又想上厕所，但是……”
几个问题，布雷尔就确定了波尔罗斯的毛病，他的前列腺一定压迫到尿道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重要问题：波尔罗斯的病，仅是良性的前列腺肥大还是癌症？接着，布雷尔为波尔罗斯做直肠检查。触诊时，他并未发现如岩石般坚硬的瘤状物，但却触及松软的良性肿瘤。
听到没有癌症的迹象，波尔罗斯先生露出欢天喜地的笑容，抓起布雷尔的手就吻了起来。不过，这快乐持续不久，他的心情便黯淡下来。尽管布雷尔一再安慰波尔罗斯放心，接下来的疗程叙述，听起来可一点儿也不让人舒服：尿道必须被扩大，这得用一种带有刻度的长金属棒，或者说是“探针”，插进阴茎。由于布雷尔不做这种治疗，他推荐波尔罗斯去见他的连襟——麦克斯，他是泌尿科医生。
波尔罗斯离开之后——时间才过6点不久，这是布雷尔医生傍晚出诊的时间。他整了整大型的黑色皮制医疗袋，穿上皮毛衬里的大衣，戴上高顶丝质礼帽，向门外走去，车夫费雪曼与四轮马车已在等候他了。当他在检查波尔罗斯先生时，贝克太太招呼了一名在十字路口站岗的小厮——那个年轻跑腿，有红眼圈与红鼻头，别着一枚徽章，戴着一顶尖帽子，穿着一件有军官肩章的过大的卡其军外套。贝克太太给了他10枚铜币，要他跑去把费雪曼找来。布雷尔比大多数维也纳医生富裕得多，因此他负担得起以按年计费的方法，租下一辆小型马车使用，而不是在需要时才叫车。
按惯例，他递给费雪曼要拜访的病人名单。布雷尔每天出诊两次：早上的一次，是在他用过咖啡与松脆的三角面包卷的早餐之后；晚上的一次，则是在他结束了下午的办公室看诊之后，就像今天的情况。一如维也纳多数的医生，布雷尔只在没有其他办法可想的时候，才把病人送去医院。不仅是因为在家里有较佳的照料，也因为病人得以远离传染性疾病——公立医院经常是这类疾病的温床。
如此，布雷尔的马车经常出勤：它真的是一个活动书房，里头有最新的医学期刊与参考资料。几个星期以前，他邀请了一位年轻的医生朋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陪伴了他一整天。那也许是一个错误！那位年轻人正处在选定医学专业的阶段，而那天，可能将他从内科给吓跑了。因为，根据弗洛伊德的计算，布雷尔竟在他的小马车上花了6个钟头！
拜访完7个病人之后——其中3个病况严重，布雷尔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费雪曼转向格林史泰德咖啡馆，布雷尔通常在那儿与一群医生和科学家喝咖啡，15年来，他们每晚都在同一张保留餐桌碰面——一张咖啡馆最好角落的大桌子。
不过今晚布雷尔改变了主意：“带我回家，费雪曼。我今天太累了。”
他把头靠在黑色皮制座椅上休息，闭上了双眼。筋疲力尽的今天开始得很糟：凌晨4点的一场噩梦之后，他便无法入眠。上午的行程表很紧：10个出诊，接着9个来办公室求诊的病人。下午办公室有更多的病人，然后就是与路·莎乐美刺激但耗神的晤谈。
即使是现在，他的心绪也不为自己所掌握。悄悄渗透进来的是对贝莎的幻想：握着她的纤纤玉手，与她一同在和煦的阳光下漫步，远离维也纳冰冷的灰色雪泥。但是，触目惊心的意象很快介入：在他即将登船永远离开，要跟贝莎在美国开始一段新生活时，烟消云散的是他的婚姻，被弃而不顾的是他的孩子。这些想法老是缠着他不放，他痛恨它们，它们夺走了他的宁静；这些想法是怪物，不但与他的幻想无法相容，也不可能成为事实。虽说如此，布雷尔却欢迎它们，如此一来，他脑海中的贝莎才得以被赶走，否则哪有其他的办法啊！
辘辘的车声越过了维恩河的石板桥。布雷尔望出去，行色匆匆的路人赶着下班回家，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