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季夏,伊什梅尔·钱伯斯和其他七百五十名新募士兵一起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帕里斯岛接受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十月,他因高烧和痢疾在医院卧床了十一天。在此期间,他体重锐减,靠读《亚特兰大报》、和其他士兵下棋打发时间。他仰卧在床上,蜷起腿,脑袋枕在手上,听着收音机里关于战争的新闻,漫不经心、淡然地执迷于研究报纸上的军队调度图。他的胡须蓄六天,刮一次,然后再蓄。几乎每个下午他都在睡觉,醒来的时候刚好来得及感受夜幕的降临,看光线在他右边三张床开外的窗口渐渐消退。其他的士兵来来去去,他却留了下来。战斗中受伤的士兵被送来医院,但都安置在他无缘得去的另外两层楼上。他终日穿着T恤和内衣,从开着的窗户飘进落叶腐烂、雨打在尘土上以及犁过的田地的味道,他开始觉得躺在这离家几千英里远的地方,一个人孤零零地生病有一种奇怪的惬意。或许,这正是他过去的五个月里——自从收到初枝的信以来——一直都渴望的那种折磨。这样懒洋洋、昏昏沉沉地发着烧是那么舒适,何况,只要他不过多活动,不做无谓的努力,他可以一直这么过下去。他以病作茧,将自己缚在其中。
十月,他作为通讯兵再次受训,被编入海军第二师,派往新西兰北岛某区集结待命。他们将他分在海军二团三营B连,他很快见到了曾在瓜达尔康奈尔作战的士兵,并顶替了一个在所罗门群岛中弹身亡的电报员的位置。一天晚上,一个叫吉姆·肯特的海军少尉回忆起之前那个电报员对一个裤子褪到脚踝处的已经死亡的日本士兵产生了兴趣。那个电报员,一个叫杰拉德·威利斯的士兵,将一块石头放在那个士兵的性·器下面,使它竖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卧倒在泥土里,用步枪射击,直到将它打下来。事后他很为自己感到自豪,并为此吹嘘了半个多小时,向别人描述那个士兵的性·器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掉在地上之后又是什么样。士兵威利斯两天后在巡逻的时候牺牲了,死在自己人的迫击炮下,是他自己要求开炮的,当时的指挥正是肯特少尉本人,他的指挥很英明。在那次战役中,他们排共有七人丧生。肯特自己藏在一个战壕里,看着一个叫威斯纳的士兵朝碉堡扔手榴弹却没有成功,就在那时，一阵机枪火力直攻威斯纳腰部,将他的内脏都打了出来。其中一块掉在肯特前臂上,青色的、新鲜发亮。
他们不停地进行训练,在海潮汹涌的霍克湾演练登陆。有士兵在训练中死去。伊什梅尔试图认真地对待演习,但他班里的老兵却是拖拖拉拉、吊儿郎当地应付,他们漫不经心的态度也影响了其他人。休假的时候,他和像他一样才参战的士兵一起去惠灵顿 [1] 喝麦芽酒——有时候也喝琴酒 [2] ,打台球。凌晨一点,喝得醉醺醺的他在烟雾弥漫的灯光下倚靠在手中的球杆上,另一个男孩在用球杆瞄准着小球,惠灵顿的乐队演奏着他不知道名字的舞曲,甚至在这样的时刻,伊什梅尔还是感到格外孤独。他对一切都麻木了,对喝酒、台球以及别人都不感兴趣；他喝得越醉,心里却越清醒,越觉得所有人都与他不相干。他不能理解他的同胞们的欢笑、轻松或其他一切。他们在这儿干什么,远离自己所熟悉的故土,在这异国他乡饮酒、叫嚣到凌晨一点；他们为了什么这样纵情狂欢？一天凌晨,四点三十,他冒着倾盆大雨,走回惠灵顿的旅店,重重地倒在床上,拿起书写板给他父母写信。给他们写完之后,他又给初枝写了一封,然后他将两封信都拿起来,撕了,然后睡着了。撕碎的信有的塞在他大衣的口袋里,有的散落在地上。他就那样穿着鞋子睡着了，六点十五分醒来之后,便在走廊尽头的盥洗室吐了起来。
[1] 新西兰首都。
[2] 一种烈酒。
十一月的第一天,第二师开离惠灵顿,本打算重回霍克湾演练,但最后却到了法国海岛新卡冷多尼亚的努美阿。第十三天,伊什梅尔所在团登上了海伍德号,一艘运输船,同行的有第三舰队的一半多兵力——护卫舰、驱逐舰、轻装和重装巡洋舰和别的战舰——都朝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进发。上船后的第二天,他所在的连在甲板上集合,被告知他们正朝塔拉瓦环状珊瑚岛前进,他们将在贝提尔登岸,那是一个有重兵防守的岛屿。一位少校叼着烟斗站在他们面前,右肘托在左掌上。他解释说,作战方案是让海军摧毁这个地方——一个方圆不到两平方英里的珊瑚沙洲——然后登陆,扫清残余。他说,那个小日本的指挥官曾吹嘘贝提尔就算被一百万士兵来攻上一千年也不可能被攻下。上校将烟斗从魔里拿出,坚定地宣布这个小日本指挥官的话极其可笑。他预计战斗顶多持续两天,海军不会有大的伤亡。
这事儿海军的枪炮就可以搞定,他重申,那是船上的大炮大显神威的绝佳位置。
十九日晚,一弯月牙从海上升起,舰队泊在离塔拉瓦七英里处。伊什梅尔和他喜欢的一个男孩,厄内斯特·特斯塔夫得——从特拉华州来的反坦克炮手——一起,在海伍德号乱糟糟的甲板上吃了最后一顿饭。他们吃了鸡蛋牛排、烤土豆,喝了咖啡,然后特斯塔夫得放下狼藉的餐盘,从口袋里摸出一叠纸和一支钢笔,